辅警3进火场灭火美国和西方宣传他们的选举制度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每一张选票都作数——Every vote Counts。这句话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只要你投票,你的票就被统计在内。当然,这包含了一个前提: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第二,每一张选票都作为一票计入总数。这包含了每张选票都是平等的意思。
先看第一层意思: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按照设计的初衷,每一个选民都应该投票。然而,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通常在50%到65%之间,偶尔会溢出这个区间。
对于没有投票的选民,选举设计者会说:他们放弃了投票,也就放弃了他们的权利。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不关心政治,原因有很多,譬如认为投不投票都一样,改变不了什么,或者投票与己无关等等。总之,对于他们来说,投票并非如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
未参加投票的还有另一类选民。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让拜登和川普都不能当选》,指出了由于选票设计而排除了选民投反对票的机会,从而阻止了一部分选民参与投票。想要详细了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那一篇文章【1】。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幕:一个已经获得党内初选胜利的总统候选人退出了选举,平时人们不留意的美国选举内核由此不经意地快闪了一下。
由于拜登在大选辩论中吐字不清、老态毕现,他的大部分支持者都认为他应该退选。然而,正是这些人在内的初选中票选了拜登。这个初选没有辨识出拜登的不适任,说明初选是一个非常草率的过程,只是一个过场,并不能承担挑选一个合格领导人的职责。
大选辩论后的民调显示,84%的受访者认为拜登太老了,不适合连任。然而,民调也显示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并未发生显著改变。那些原先支持拜登、如今又认为拜登不适合连任的选民并不会改投特朗普,他们大概率仍会把选票投给拜登。
拜登虽然承认自己搞砸了辩论,但无意退选。按照选举章程,拜登已经赢得初选,没有人能剥夺他代表竞选总统的候选人资格。只要他坚持参选,也没有人能够迫使他退选。事实上,大选辩论之后将近3个礼拜的时间,他顶住了党内要他退选的压力,一口咬定要继续参选。当时风传、现已证实,佩罗西、奥巴马等党内大佬力劝拜登退选,而且劝了不止一次。但拜登没有接受,坚持继续参选。这至少可以证明,佩罗西和奥巴马并不能轻易劝退拜登。这也很好理解,作为现任总统,没有人可以对拜登发号施令,强迫他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留意过当时的新闻报导,你一定记得大选辩论一结束,拜登的金主们当即停止了捐款。据报道有约9000万美元被冻结。失去竞选资金的拜登撑了3个礼拜,竞选活动最终因资金枯竭而停摆,拜登不得不松口,同意退选。
我在《怎样让拜登和川普都不能当选》一文中表达了一个观点:目前的选票被设计成只有赞成票,没有反对票。然而,从拜登退选一事来看,反对票是有的,只不过不是以选票的方式出现,而是以金钱的方式暗中运行。金主们以拒绝提供竞选资金的方式投下了对拜登的反对票,否决了拜登的竞选资格。
金钱否决候选人资格并非只有拜登一例。每次大选一开始,金钱就参与筛选候选人了,民主和共和两党概不例外。每一届总统初选可谓是群雄蜂起,两党各自冒出至少一打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但是很快,这群候选人中的一大半便会退出竞选,销声匿迹。一个主要退选因素就是缺乏竞选经费。金主们不打钱,候选人就象没有奶水的婴儿,只能夭折。所以,候选人的第一使命就是要找到奶妈——金主。2024年总统大选独立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刚刚宣布退选,原因就是缺乏竞选资金。当然,金主们选择候选人也会参考候选人的人气,包括初选的选票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违背金主利益的候选人必定遭遇断奶的结局。
金主们把经过他们筛选的几个候选人放到选民面前,供选民们投票选择。此时,金主们已经行使过他们的否决权了,而准备投票的选民们有否决权吗?没有。他们的选票被设计成只能投赞成票。如果他们不支持站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一个候选人,也只能做两件事:一,把票投给反感最少的那位候选人,即所谓的两(多)害相权取其轻;二,干脆拒绝投票。拒绝投票不构成否决权,因为哪怕只剩下一个候选人,金主们只要把自己的票投给剩下的唯一候选人,他也可以当选。这就是选举规则。
手握否决权的金主就像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普通选民就是没有否决权的一般安理会理事国。显然,在这个选举规则下,金主与选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如果选民们想要行使否决权,那就必须改变选举规则。改变规则意味着经历一场革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金主都会赢。如果某个候选人败选,那么支持他的金主也跟着输了。因此,聪明的金主会两面甚至多面。这么看起来,金主其实也不容易。
总统大选就是不同的金主们圈定好他们的总统人选,然后把他们推到选民们面前。选民们只能在金主们圈定的人选中投票挑一个,就像在一袋土豆里挑一个看起来好一点的……了解了这些,你还相信每张选票都是平等的吗?即便回答是平等的,这个平等还重要吗?
当金主的利益与诉求与选民的利益与诉求不一致时,选民的利益与诉求则会早早被屏蔽掉。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就是一个例子。当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和制造业资本都从美国制造业外流中获得超额利润时,反对制造业外流的候选人就不可能出现在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名单上。换言之,制造业外流虽然不符合制造业工人和美国的利益,但是符合资本家的利益,所以当美国社会对制造业外流的后果还懵懂无知,资本家则已经奔跑在追逐巨额利润的外流路上了,并确保外流不会成为选举议题,从而通行无阻。
手握选票的第一批失去制造业职位的中产阶级选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不投票,要么认为自己的意愿不重要,在选票上勾选金主们选定的主打其它议题的候选人,投下稀里糊涂的盲从一票。金主成功地把他们的意愿变成了选民的意愿。
失去数百万的制造业职位,工业城市相继凋敝衰败,直到问题的严重性再也不能掩盖时,受害的中产阶级选民已经失去了对精英阶层的信任,陷入对精英体制的愤怒情绪,结果选出一位与传统精英截然不同的总统,加深了选民与传统精英的鸿沟,加深了国家的分裂。
从更为宏观的历史来看,美国的选举制度也未能克服美国先天性的政治缺陷。1964年民权法案出台以前,美国从未出现过一位以消除种族歧视、致力于黑人平等权利为竞选纲领的总统候选人。美国的民权法案并不是由选民选出一位主张取消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的总统来推动的。取消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1950年11月27日,美军的一个全部由黑人组成的连队在朝鲜北部的九龙江与志愿军遭遇。短暂交火之后,黑人连不战而降。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美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拟定了将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混编的计划,得到华盛顿批准后,于次年(1951年)下半年实施,由此结束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2】。美国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第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举措,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压力下被迫实施的。从那以后,随着亚非拉殖民地的独立解放,尤其是非洲大陆的觉醒——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黑人独立国家,美国面临如何与黑非洲独立国家正常相处的严峻问题,加上美国国内掀起的黑人争取民权运动的浪潮,内外压力下,美国领导层才不得不推出《民权法案》,以求得与非洲新独立国家最起码的相处方式。运行200年的选举制度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陋习,这一事实说明,美国的选举制度没有自我提升道德水准的作用。
仅就选举规则而言,所谓获得多数票当选的结果也是不准确的,深究的话可以说是有缺陷的。
通常情况下,一场总统选举会有全体选民中的一半多一点去投票,取上限65%,再从当选总统的得票数取上限60%,那么,当选总统获得的选票数不到全体选民的五分之二。就多数当选的原则来说,五分之二没有过半,当选的合法性是严重缺失的。
对于其余的五分之三选民,只能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不接受选举结果。当选举变得非常情绪化之后,这种反应便会必然出现。2020年总统大选后发生的冲击国会山事件是这种反应的极端表现。冲击国会山还不是最激烈的一种。林肯赢得1860年的选举,由于威胁到南方奴隶主的生活方式,结果直接导致内战的发生。特朗普与拜登以及与哈里斯的选举结果会威胁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具体到妇女的堕胎权、LGBTQ+,非法移民等选举议题会威胁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激烈反应程度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另一种反应则是接受任何选举结果。这部分选民遵循他们一直被告知的话:只要投了票,他们就行使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崇高权力。如果选出来的总统不是他们投票选择的,他们也要接受,因为这是选举规则决定的。这其实是在说:他们的投票很重要,而投票的结果不那么重要。
怎么才能让选民相信投票比他们的选择结果更重要呢?把投票从整个选举过程中抽象出来,置于整个选举过程之上。由于投票的确在形式上让普通平民参与选举总统,这在之前的政治制度里是没有过的,所以这种参与感很容易被放大,成为一个政治图腾。
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图腾上面,对选举过程的其他方面便失去了关注,就好比灯光聚焦在舞台的中央,舞台两侧陷于灰暗一样。于是,选举过程中的缺陷和弊病——譬如金主的否决和操控、投票给不是自己真正认可的候选人,违背意愿的选举结果,拒绝投票,等等——都被忽视甚至无视了。
选举活动中有一种称为市政厅会议的形式,就是候选人和选民同在一个会议厅里,由选民向候选人提问。如果是地方选举,就某些社区和市政议题,譬如清洁自来水,社区道路,新建学校,建个游泳池,等等,听取居民意见,应该还是有成效的。同在一个社区的居民收入相近,利益趋同。但是,要在总统候选人的全国性议题上达成一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拿总统候选人的经济政策来说,每位候选人都有一套制定经济政策的班子,其中包括了世界上的顶级经济学家。不同的候选人有不同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顶级的经济学家们之间都没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把不同的经济政策端到选民们面前让他们判断、选择,选民们具备需要的专业知识吗?如果两个候选人中有一个的政策是对的,那么选民选对总统的机率是百分之50。
最近两任总统——特朗普和拜登——的经济政策目标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如果他们是对的线多年里,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选上的和没有选上的——都错了,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提出过要保留美国制造业,也没有提出过要翻新美国的基础设施。这就是说,这些总统候选人的经济政策都是错的。无论选民们投票给谁,他们投下的选票都是错的,选对总统的几率是0。如果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是对的,那么特朗普和拜登总统的政策就是错的。过去两任总统都选错了。这就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了。结论:选民们很难就专业议题与总统候选人进行有效的交流并据此而投票。
事实上,美国的总统选举更像是一连串的举国狂欢。每一场竞选集会,台上的演讲人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台下的观众同声共气、高潮迭起,堪比一场美式足球比赛。只是比赛场里的观众分成两派,竞选集会里只有一派。核心诉求都是一个字:赢!通过这种集体狂欢,让选民多少沾染上了赌徒心态,从而某种程度上把选举变成了一场。
虽然这种全民狂欢对选择领导人的理性没有实质帮助,但不可小看在凝聚国家忠诚方面的作用。罗马帝国就曾建立斗兽场,让全体公民从观看斗兽带来的狂欢中凝聚对罗马帝国的忠诚。
选举的狂欢与斗兽场的狂欢毕竟还不相同。投票结束,选民们的情绪两极分化:赢得竞选的候选人以及投他票的选民好似赢了赌局一样兴高采烈,把狂欢推向最高潮,而落选的候选人以及投票支持他的选民则落落寡欢、强咽苦果。这些构成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外壳。
每一轮选举都有人赢,有人输,每一次选举结果都埋下情绪挫败的种子,周而复始。
赢得选举的人——包括候选人和支持者——毫无疑问会接受选举结果,而输掉选举的人——也包括候选人和支持者——则不那么容易接受选举结果。实际上,让输掉选举的人接受败选结果,在现实层面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个人尊严和利益的国家,这是一个形而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借助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来解决。美国和西方对选举制度的遵循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是用大众对投票的信仰迫使败选者接受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投票信仰是选举制度内核和外壳的粘合剂。
投票信仰管了西方200多年,大体上还管用。苏联解体后,西方自信这个信仰粘合的选举制度将是人类的最后一个政治制度。断言人类政治制度已经到顶了,不会再发展了,投票信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终极信仰。何为终极信仰?就是人类拥有的最后一个信仰。可是在提出这个终极信仰之前,西方曾经有过另一个终极信仰,那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要求信徒崇拜上帝,听从上帝的旨意,抑制自己的私欲,并为此设定了一个世界末日,在那一天所有的人——死的活的——都要经过上帝的审判,决定最后的归宿: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据说耶稣曾经放线千年是个破绽,可能是创建基督教的那帮人算数不好,以为2千年是个很长很长、长得没有尽头的数,没想到人类一抬腿就跨过去,来到了我们这一代。不过,早在进入21世纪之前,基督教信仰就出了状况。
当你投入一个信仰时,你是全身心地陷入其中。不会去怀疑信仰,更不会去质疑信仰。相反地,你会相信信仰的绝对正确和完美,排斥一切对信仰的质疑,全力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信徒们甚至怀着极大的热情到处向其他人传播自己的信仰。
信仰虽然属于形而上,却是因形而下的需求而产生的,必须满足形而下的需求作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一千多年间,那些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潜修时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且与自己对话。然而,更多的芸芸众生却没能从上帝那里得到过任何回应,也没看见上帝出面兑现许诺,这使得信徒们逐渐失去了耐心,不免产生疑问:上帝在哪儿?为什么总不露面?于是,有哲人出来论证:人类既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想以此挽回信徒们逐渐失去的信仰。可是没帮上多少忙,半个多世纪后,另一个哲人直接用一句“上帝死了”宣告了基督教信仰的破灭。此后,基督教只是靠着惯性续命而已。
西方的第一个终极信仰持续了不到2000年,破灭了。如果耶稣线年后他会回来的话,那他线年后他创立的信仰会破灭,他也就不用回来了。
第二个终极信仰,投票选举,也已经200多年了。从西方的第一个终极信仰破灭可以知道,借助上帝没能抑制私欲。那么,第二个终极信仰——借助投票信仰——能抑制私欲吗?实际上,投票信仰在美国已经有过破灭的记录,1860年,南方不接受林肯赢得总统选举,无视投票结果,挑起内战。最近的破灭例子发生在2020年,特朗普不接受投票结果,直接触发1月6日的国会山事件。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保护资本利益,而资本的本质是私欲,上帝都抑制不住人类的私欲,何况选民的投票?长远来看,投票只是抑制资本私欲的权宜之计。
西方一贯善于制造意识形态信仰,第一个终极信仰破灭了,第二个正面临危机,第三个是跨性别LGBTQ +信仰。相比前两个,最新这一个一出头虽然来势汹汹,却在西方以外的世界上遭受冷遇,连西方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声浪,失去了前两个终极信仰的出世风头,昭示了西方制造意识形态信仰的能力已今不如昔,走在陡峭的下坡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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