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里尔斯奥巴马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将举行总裁选举，新总裁将接替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在日岸田文雄宣布弃选后，“接班人之争”旋即开启“混战”模式。在空前激烈的此次选战中，是岁的小泉进次郎（前环境大臣）成为史上最年轻日本首相，还是四度挑战相位失利的石破茂（自民党前干事长）终于修成正果，抑或其他？悬念很可能会留到最后一刻。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诸多棘手的政策课题，需要带领“日本丸”在波涛汹涌的动荡时代艰难探寻破局之道。

　　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正值党势低迷之际。受到政治“黑金”丑闻的冲击（该丑闻即多个派阀向麾下国会议员下达政治筹款派对券的销售指标，所售“超标”部分所得资金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且不记入派阀收支报告和议员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从而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自民党的支持率降到了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的最低点，岸田内阁支持率更是长时间处于30%以下的“危险水域”。岸田文雄决定退出竞选，是在内外交困中作出的无奈选择。

　　面对即将到来的众议院大选，自民党为了维持执政地位，亟需推出一名具有号召力的新领袖，来刷新党的形象，挽回民意支持。因而候选人无一例外打出了“变革”的旗号，试图吸引民众支持，争取党内选票。在此背景下，各主要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更像是一场“人气比拼”，而非政策较量。小泉进次郎和石破茂能够脱颖而出，也主要得益于两人极高的社会知名度。

　　值得关注的是，受到政治献金回扣丑闻的影响，自民党内主要派阀纷纷解散，内部权力结构和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失去派阀约束的政客自由度大为提升，使此次总裁选举出现混战局面，斗争更加激烈，可能会给未来走向分裂埋下隐患；另一方面，随着由派阀主导的党内竞争机制趋于失效，相对稳健有序的政策路线争论难以为继，哗众取宠的民粹政治可能进一步抬头。这些都给未来日本政治走向增添了更大不确定性。

　　经历了安倍时代长达8年的强人政治后，日本政治似乎又在向“十年九相”的动荡局面回归。自从明治时代实行宪政以来，近140年间日本诞生了101任首相，平均每任首相在任不过一年多。进入21世纪，尽管出现过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样的长期执政者，但短短20多年间也换了10名首相。

　　分析认为，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竞争激烈，候选人各有优势，一方面证明了较之于在野势力，自民党依然人才济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自民党内缺乏众望所归的强势政治家。尤其是超过半数的5名候选人是出身政治世家的“世袭”议员，他们能够从党内严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素质能力固然不弱，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家族政治资源的助力。

　　资历尚浅的小泉进次郎能在政坛平步青云，显然离不开其父小泉纯一郎的荫泽和森喜朗、菅义伟等党内长老的“厚爱”。尽管小泉凭借帅气形象和伶俐口齿受到民众热捧，但难掩政策能力方面的缺陷。有分析认为，无论此次谁当选总裁，都将受到党内诸多掣肘和牵制，难以复现强人政治，未来自民党总裁或许会出现轮流坐庄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无论谁出任首相，都需要面对诸多棘手的内外政策课题。而对比日本民众和自民党的诉求，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日本民众希望新首相能够带领日本摆脱经济社会发展困局，而自民党的着眼点则更多在于通过“换帅”来消除政治丑闻影响，争取赢得即将到来的众议院大选，维持执政地位。

　　自从1955年建党以来，自民党维持了长期执政地位，带领日本实现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增长，也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阵痛，在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核心角色。

　　近年来自民党得以维持“独大”地位，一方面源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的保守右倾化加剧，政坛中革新势力式微，自民党丰富的执政经验受到民众认可；另一方面归因于在野势力力量涣散，既缺乏有号召力的政治家，也提不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

　　因此，与其说是自民党深孚众望，不如说是在野政党难堪大任。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曝光后，日本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失望情绪不断蔓延。日本放送协会（NHK）最新民调显示，不支持任何政党的民众比例高达45.7%。

　　盘点岸田文雄执政的三年间，虽然在外交安全领域日本政府表现得极为主动，但在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经济民生议题上却无所作为。日本经济未能摆脱1%左右的低增长困局，尤其是输入型通胀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压迫民生，同时日元空前贬值折损日本国家竞争力，拉低民众实际生活水平。过去三十年日本国民实际收入水平仅增长了4%，岸田内阁承诺提高国民收入的实际成效远低于民众期望。这些成为压垮岸田内阁的不可承受之重。

　　2023年8月14日，悬挂横幅标语的渔船在韩国仁川沿岸码头海域进行海上游行，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虽然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总体稳定，但在国际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占比从1995年巅峰时的17%跌至2023年的4%。现在日本对内面临空前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对外面临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竞争挤压，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仅有0.5%。

　　而自民党政权破解国内发展困局无方，却通过不断渲染“外部威胁”，煽动民众危机意识，在突破“战后体制”的强军扩武道路上狂奔。细观这次选举中各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在各种版本的“变革”外衣下，或争相表明政治改革决心，或热衷于宣介修宪和减税主张，更像是争取选票的权宜之计。而在民众关心的长远治国方略和现实经济民生课题上，并没有看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政策主张。

　　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自民党不乏力推变革的强势领导人，但无论是小泉纯一郎的“无禁区改革”，还是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未能根除积弊，重新激发日本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外战略思维却日益偏执僵化，自民党政府对外战略不断突出意识形态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倚美自重，以邻为壑，成为“新冷战”的主要推手。

　　世界进入变乱交织的新时代，日本在经历长期停滞后，国家发展又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作为几乎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岛国，日本社会依然相对封闭抱团，不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发展路线之争，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政治极化和左右撕裂。但2022年底，岸田政府出台“安保三文件”，开启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进程。除了发展可以先发制人的导弹“反击”能力之外，五年内防卫开支还将实现翻倍，这些都预示着“和平宪法”下的“专守防卫”路线已经名存实亡。重新成为“能战国家”的日本，再度暴露出政治军事大国野心，引发亚洲邻国对于日本发展走向的疑虑。

　　而与此同时，日本又正在加速“老去”。尽管日本社会依然呈现了较高的均质化和繁荣稳定，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发展顾虑，日益加剧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已然成为制约其国力发展的“灰犀牛”。目前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为全球之最，同时总和出生率仅有1.2，预计到2050年时日本总人口将跌破1亿。安倍晋三曾将少子老龄化危机比作“国难”，但自民党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却收效甚微。

　　在经济层面，尽管日本制造业基础和科研实力雄厚，海外资产庞大，但国内经济却深陷内需乏力、债台高筑和劳动力不足的三重困境。受到故步自封的保守经营理念束缚，日本企业错失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升级变革机遇，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方面显得也有些落伍。

　　“安倍经济学”主打超常规量宽的金融政策和积极财政扩张，这一路线指引下，日本国债规模已超过GDP的220%，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岸田上台后主打调节国内收入分配的“新资本主义”也是无果而终。与此同时，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日本推出“经济安保战略”，谋求加大对华防范力度，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同时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积极迎合美国的对华封锁打压，试图阻滞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步伐，以维系日本的竞争优势。

　　在对外安全战略层面，面对“全球南方”崛起和世界多极化不断发展，日本政治精英依然沉浸在零和博弈和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中难以自拔，谋求通过维护美西方霸权地位来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面对俄乌冲突和东亚地缘紧张局势，自民党政客极力渲染“外部威胁”，煽动“厌华、反朝、抗俄”等民粹主义思潮。朝野政党围绕外交安全议题缺乏多元化的政策辩论，反而竞相对外示强，众口一词主张“强军扩武”，而对于如何打破日本周边外交困境，却无人提出建设性主张。在偏执短视的对外战略思维主导下，日本成为配合美国推动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的“急先锋”，正在由过去推动东亚合作的“领头羊”变身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搅局者”。

　　纵观二战后日本政治史，可谓是“铁打的自民党，流水的首相”。即将到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不过是过去几十年循环上演的“走马灯换相”戏码的最新版本。只要日本政治精英的战略思维无法跟上这个时代，无论谁当首相恐怕都难以指望给日本带来全新的变化。如果新领导人不能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推动完成日本政治的自我纠偏和根本性变革，日本终将在“温水煮青蛙”式的自我满足中迷失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