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片下的伪装1932年的一个炎热午后，在建宁县一间僻静的房间里，红军情报科的几位同志正在埋头研究一堆密密麻麻的电文。这些被称为＂天书＂的密电，让他们愁眉不展。突然，年轻的报务员曹祥仁眼前一亮，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规律。就在几天前，他们在宜黄县城激战中意外缴获的那个公文包里，竟藏着一个足以改变战局的秘密。这个15岁就参军的红小鬼，如何与情报专家曾希圣一起，在看似绝望的密电破译工作中找到突破口？他们又是如何在枪林弹雨中寻找到打开敌军密电的＂金钥匙＂？

　　世人皆知红军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却鲜有人知在这些胜仗背后，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情报专家在为胜利奠定基础。其中，就有被誉为＂红军密电破译第一人＂的曾希圣。

　　1932年初，曾希圣正式走上了密电破译的岗位。当时的他，已经在红军服役多年，从一名普通的报务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情报科的骨干。这位出生于湖南浏阳的年轻人，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密电破译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一位特殊的年轻人引起了朱德总司令的注意。这个名叫曹祥仁的15岁少年，虽然只读过四年私塾，却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他能够将数千组摩尔斯电码倒背如流，更神奇的是，他能在听到电码的瞬间，直接在脑中将其转换成文字。这样的本领，在当时的红军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朱德总司令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两位领导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密电破译的技术力量。1932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朱德和周恩来通过第一方面军总部，为情报科特别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

　　在红军的历史上，像曹祥仁这样的＂红小鬼＂并不罕见，但能够在密电破译领域展现如此才能的，却是少之又少。当时的红军，正面临着军队的重重包围，敌军的通讯网络日益完善，各种密码层出不穷。如何破解这些密码，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就这样，曾希圣和曹祥仁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同志走到了一起。一个是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一个是天赋异禀的少年天才，他们即将携手开启一段般的密电破译之旅。

　　为了配合他们的工作，朱德总司令又亲自点将，调来了当时正在无线分队担任报务员的胡立教。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破译小组，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密电破译工作。

　　在那个通讯设备极其简陋的年代，他们白天负责接收和记录敌台发报的密电，晚上则围坐在油灯下，一遍遍地研究这些神秘莫测的密码。有时为了破译一组密码，他们能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双眼通红，手指发颤。

　　1932年的夏季，建宁县的天气异常闷热。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曾希圣和他的破译小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桌上堆积如山的密电稿件，每一张都代表着一个待解的谜题。

　　这些密电的形式复杂多变。有的是单纯的数字组合，有的是字母与数字的混合体，更有一些是完全看不出规律的特殊符号。起初，破译小组采用了最基础的统计分析方法，试图从密电中找出重复出现的规律。他们将每份密电按照符号的出现频率进行排序，希望能找到突破口。

　　但这种方法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军队的密码系统远比想象中复杂。他们不仅采用了多重加密，而且经常更换密码本。一份看似已经找到规律的密电，在第二天就可能完全派不上用场。

　　到了6月中旬，情况变得更加严峻。敌军开始频繁调动，每天发出的密电数量激增。曾希圣小组每天要处理数十份新的密电，而解密成功的却寥寥无几。侦察电台24小时不间断工作，源源不断地收到新的密电，但这些＂天书＂般的符号却成了压在破译小组身上的一座大山。

　　7月初的一天，一份特殊的密电引起了曾希圣的注意。这份密电的长度异常，足有两百多组数字，而且多处出现了重复的数字组合。破译小组立即集中精力对这份密电进行分析。他们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译码方式，甚至将密电内容按照不同的数字长度重新排列，希望能发现某种隐藏的模式。

　　这次尝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为小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们发现，敌军在发送重要军事命令时，往往会使用特定长度的密电，而且某些数字组合经常出现在密电的开头和结尾处。

　　随着研究的深入，破译小组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基本规律。比如，敌军的高级密电通常分为＂展密＂和＂壮密＂两种，而且不同级别的部队使用的密码体系也有所不同。这些发现虽然不足以完全破解密码，但至少指明了大致的方向。

　　8月初，形势变得更加紧迫。敌军开始在闽西地区集结兵力，预示着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即将展开。破译小组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工作。他们将工作时间延长到每天16个小时，甚至在吃饭时也不忘研究密电。

　　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曹祥仁凭借其过人的记忆力，开始尝试建立一个简单的对照表，记录下每个可能有意义的数字组合。这种方法虽然耗时费力，但确实帮助他们在某些较为简单的密电破译中取得了进展。

　　尽管如此，要真正攻破敌军的高级密码，他们还需要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这个机会很快就在宜黄战役中出现了。

　　1932年8月下旬，宜黄县城的战事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对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这场战役不仅关系到军事胜负，更为密电破译工作带来了转机。

　　战斗打响的第三天，红军突击队在攻占敌军一处指挥部时，意外缴获了一个黑色皮包。这个看似普通的公文包，却成为了打开敌军密电系统的＂金钥匙＂。包内装有一本厚约三寸的密码本，以及数份已经译出的明码电报。这些文件立即被送到了曾希圣的破译小组手中。

　　密码本的内容远比想象中复杂。它不是简单的数字对照表，而是一个完整的密码体系说明书。本子分为多个部分，包括基本密码表、变换规则、特殊符号说明等。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了敌军不同级别部队之间的通讯规程。

　　曾希圣和破译小组立即展开了紧张的研究工作。他们首先对比了密码本中的编码与之前收集的密电，发现这确实是敌军现行使用的密码系统。随后，他们用缴获的明码电报作为参照，开始逐步破解密码本的使用方法。

　　这个过程中，曹祥仁的特殊才能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发现敌军的密码系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双重加密＂方法。发报时，先将原文按照基本密码表转换成数字，然后再根据每日更换的＂密钥＂进行二次加密。而这个＂密钥＂往往藏在密电的特定位置。

　　9月初，一场意外事件进一步验证了他们的发现。当时，红军侦察电台截获了一份敌军的紧急军事命令。按照新掌握的破译方法，他们在短短两小时内就完成了解密。电文内容显示，敌军准备向宜黄以北增派两个团的兵力。

　　这个情报立即被上报给了红军指挥部。朱德总司令根据这一情报，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在敌军增援部队到达前就攻下了宜黄县城。这是破译小组首次直接为战役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战后统计显示，仅在宜黄战役期间，破译小组就成功破译了超过30份敌军密电。这些情报不仅揭示了敌军的部署和意图，还帮助红军及时发现和抓获了多名敌军特务。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战役，破译小组完整掌握了敌军密电系统的运作规律。他们发现，敌军虽然经常更换密码，但基本的加密方式和规则是相对固定的。只要掌握了这些基本规律，即使没有最新的密码本，也能在较短时间内破译出大部分密电的内容。

　　宜黄战役的胜利，不仅打开了第四次反＂围剿＂的突破口，也标志着红军密电破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以后，曾希圣的破译小组开始系统地整理和完善破译方法，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然而，敌军很快也发现了自己的密电系统可能已经暴露。他们开始采取更加复杂的加密方式，这就要求破译小组必须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破译能力。新的挑战，正在等待着这群默默无闻的情报战士。

　　1932年10月，在宜黄战役取得重大突破后，曾希圣和他的破译小组开始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密电破译体系。这项工作从整理缴获的密码材料开始，逐步扩展到建立专门的训练机制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

　　首先，破译小组在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下，在建宁县城外的一个隐蔽村落里建立了专门的密电破译站。这个站点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收发报设备，并设立了专门的资料室，用于存放各类密码本和破译记录。站内实行24小时轮班制，确保不错过任何重要的敌军通讯。

　　破译站的工作被分为三个主要环节：截收、整理和破译。截收组负责全天候监听敌台，记录所有密电内容；整理组负责将密电按照不同等级和类型进行分类；破译组则专门负责解密工作。这种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11月初，曾希圣开始着手培养新的破译人才。他将自己在宜黄战役中总结的经验编写成培训教材，内容包括基础电码学习、密电分析方法、常见密码类型等。第一批学员共有12人，都是从各部队选拔出来的优秀报务员。

　　培训采用了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上午进行基础知识学习，下午则直接参与实际的破译工作。曹祥仁在培训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负责教授电码速记技巧，这些技巧对于快速准确地记录敌台发报内容至关重要。

　　到了12月，破译站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发现敌军在更换新的密码体系后，往往会有一段＂过渡期＂。在这段时期，某些基层部队可能还在使用旧密码，这就为破解新密码提供了重要线索。破译小组开始专门收集和整理这类＂过渡期＂的密电，建立了一个详细的对照数据库。

　　1933年初，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在破译站诞生。胡立教发明了一种简易的＂密码对照器＂，这是一种由多个可以转动的圆盘组成的装置。通过调节不同的圆盘位置，可以快速完成基础密码的转换工作，大大提高了破译效率。

　　破译站的工作成果显著。仅1933年1月，他们就成功破译了超过100份敌军密电，其中包括多份高级别的军事命令。这些情报为红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也证明了系统化、专业化的破译工作模式的正确性。

　　随着工作的深入，破译站还建立了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每份破译的密电都会被详细记录，包括原始密文、破译过程、最终译文等内容。这些档案不仅便于日后查证，也为进一步研究敌军密码系统提供了宝贵资料。

　　然而，破译工作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敌军在发现密电系统可能泄露后，开始频繁更换密码，并增加了更多的安全措施。这就要求破译站必须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破译能力。破译小组开始研究更复杂的密码分析方法，包括利用数学原理进行概率分析，以及建立更完善的密码模式识别系统。

　　这期间，破译站还与其他红军情报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他们不仅共享情报资源，还互相配合开展工作，形成了一个高效的情报网络。这种协作模式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春季，红军破译站在几个月的系统化建设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情报机构。这个时期的工作成果，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军事行动，更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密码工作开创了先河。

　　在军事行动方面，破译站的贡献最为显著。以1933年3月的南雄战役为例，破译小组在战役前夕截获并破译了敌军的一份重要密电。这份密电详细记载了敌军准备在南雄地区布设的防线部署。根据这一情报，红军司令部及时调整了进攻路线和时间，最终以最小的代价攻克了南雄城。

　　4月中旬，破译站又在一次例行工作中发现了敌军的一个重要情报漏洞。他们注意到，敌军在调动大规模部队时，往往会在密电中使用特定的数字代码。通过对这些代码的分析，破译小组成功预测了敌军的多次军事调动，为红军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技术发展方面，破译站的工作为后来的密码事业奠定了基础。胡立教设计的＂密码对照器＂后来经过多次改进，成为了新中国早期密码工作的重要工具。而曾希圣编写的培训教材，也成为了后来密码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5月，破译站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技术突破。他们发现敌军在使用新密码系统时，经常会在特定时段重复使用某些密钥。这个发现大大缩短了破译新密码的时间。破译小组随即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密钥数据库，记录和分析敌军使用密钥的规律。

　　在人才培养方面，破译站的贡献同样显著。到1933年6月，已经有三批共计36名学员完成了培训。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密码工作者后来分散到各个战区，为扩大红军的情报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破译站的工作方法也影响了整个红军的情报体系。他们建立的分级管理、资料归档等制度，后来被其他情报部门广泛采用。这种规范化的工作模式大大提高了红军整体的情报工作效率。

　　7月，破译站经历了一次重大考验。敌军突然改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系统，导致短期内大量密电无法破译。面对这一困境，破译小组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加强对敌军通讯规律的研究，另一方面扩大情报来源，通过其他渠道补充情报信息。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破解新密码的方法。

　　在组织建设方面，破译站的经验更具有深远影响。他们创造的＂三段式＂工作流程（截收-整理-破译）成为后来许多情报机构的标准模式。这种科学的分工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情报泄露的风险。

　　到1933年底，破译站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情报收集、密码分析、人才培养、资料管理等多个方面。这些工作经验和制度设计，为后来新中国的密码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破译站的成功，证明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情报工作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技术创新，不仅服务于当时的革命斗争，更为中国密码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这些宝贵的经验和传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