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w24一天，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从第一百二十页“喜剧艺术”部分开始，湿气与污渍导致书页严重受损，多处黏连。这本书的形象似曾相识——它出现在埃科最著名的推理小说《玫瑰的名字》中。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说涉及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是被狂热的修士用毒药黏在一起的。埃科恍然大悟到，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此，他感慨道：

　　我在年轻时买下了这本书，匆匆翻了一下，很讨厌它污秽不堪的样子，于是随手一扔就把它给忘了。然而，我内在的心灵摄影机已将这些书页记录了下来。几十年来这些有毒的书页的形象一直深藏于我的心灵最深处，就像在坟墓里一样，直到某一时刻它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不知道是何缘故），而我却以为这是我的创造。（《诠释与过度诠释》）

　　《玫瑰的名字》是密码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讲述了叙述者“我”偶然得到一本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的法译本。在书中，这位圣本笃会的修士阿德索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连环谋杀事件。叙述者“我”在一场酣畅淋漓的阅读之后，将本书翻译为意大利文。既后这部法译本神秘失踪。而“我”在梅尔克修道院并未找寻到阿德索手稿的拉丁文原版稿件。

　　在故事开始之前，埃科设置了如玫瑰花瓣般多层嵌套的文本策略，为核心故事拉开意味深长的帷幕：当阿德索还是见习僧时，曾与导师威廉修士前往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调查一起谋杀案。不料在调查过程中，数位修士接连被杀；同时，皇帝与教皇分别派遣的使团即将到达——该修道院也是双方势力谈判和角力的中立之地。在事件的最后，凶杀案成为教廷扳倒对手的工具，而凶杀案本身则直指一本涂有毒药的以及院内一位德高望重的修士。

　　埃科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威廉修士。中世纪的欧洲为宗教掌控，后者集权力、财富与话语权于一身，但科学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虽被限制，但存在。威廉修士，作为方济各会修士，崇拜罗杰·培根，对科学与宗教有着敏锐且独立的思辨能力。可以说，他是埃科版本的福尔摩斯，而青涩的阿德索则扮演着华生的角色。在故事的开端，威廉修士依照雪地上的马蹄，推断出修道院走失马驹的去向。他坦陈，在蛛丝马迹中推断，只是靠近真理，只有真理真正彰显之时，才能够印证先前推断的合理性，并道出对符号的深刻理解：“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

　　这个引子式的小事件是威廉修士断案方式的缩影。在威廉眼中，每一个案发细节，都成为一颗微小的钻石，折射出无数的光线。在杂乱如莽草的各类符号中，区分何为偶然、何为必然，成为一大难题，需要寻找阐释与过度阐释的边界所在。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埃科提出当某样东西成为另一个东西的证据和符号时，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简洁“经济”；指向某一单个（或数量有限）的原因而不是诸多互不相干的杂乱的原因；与别的证据相吻合。威廉提出假设，等待时机去验证，以便区分相关的、有意义的相似性与偶然的、虚设的相似性，进而得出清醒合理的诠释，尽力避免妄想狂式的诠释。例如，在案件中，关于数位受害者皆右手的前三个手指肚儿呈黑色这个细节（暗示翻书的痕迹）、手指发黑的受害者皆懂希腊语、懂毒药药理的塞韦里诺曾手戴手套翻书的细节、图书馆目录的笔迹、神秘书稿的特种羊皮纸、先前修士们关于“笑”的辩论，种种细节互相印证，才使得威廉接近真相。

　　如果将整个案件视作一个文学文本，那么威廉修士依然符合一个“标准读者”的条件。因为，他虽对案件（文本）进行多种可能性的解读，但保持谨慎态度，不会进行漫无边际的肆意联系。埃科曾提出“作品意图”、“作者意图”、“读者意图”三个概念，他认为作品意图并不受制于作者意图，同时，也不限制读者意图的发挥。回到《玫瑰的名字》一书，案件本身、真凶的初衷、威廉的解读分别与前述的这三个概念对应。读者将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案件的形态（即受害者包括凶手的死亡是严格按照《启示录》中的7声号角带来冰雹、血、水、星球、马厩、蝎子、火作为依据的）大多是偶然促成的结果，并非真凶刻意所为。罪犯没有赋予事件逻辑，偶然性才是赐予者。而论及威廉修士在断案中的各种解读，也并不完全受案件本身的模样所限。

　　《玫瑰的名字》一书由基本故事（即凶杀案）与其他众多的分支故事（由中世纪盘根错节的宗教派系之间的斗争、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角力衍生而成）组成。有经验的读者将会发现，基本故事和分支故事如同筋和骨，互相紧紧依附。分支故事所构建的中世纪社会境遇，是基本故事发生的土壤。这也是为何，小说中，教廷大使贝尔纳可以借凶杀案剿灭“异端分子”，食品总管雷米乔则为掩盖自己的宗教背景，贸然行事，间接“污染”了案发现场。如果说基本故事让读者饱尝符号游戏的乐趣，那么分支故事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辨空间。

　　在这本大部头小说中，扑朔迷离的案情如一场雾，威廉行走其中，抓取碎片般的符号，扭成一条绳，借此攀向真相所在的高峰。在小说的结尾，一切纷争结束于一场残酷的大火。迷雾与火，成为《玫瑰的名字》一书的核心材料。在埃科的另一本小说《阿洛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火焰也是小说中出场不多、但非常核心的意象，而迷雾则得到了大量的、频繁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为博多尼的古书商人，他爱称呼自己为扬波。这位主人公刚刚在一次意外事故导致的昏迷中醒来，失去了记忆。确切地说，他保留了内隐记忆和语义记忆，但遗失了自传记忆——即独属自己的私密记忆。因此在小说的第一章节中，他生活可自理，但谁也不认识，只有读过的所有书籍——即纸质记忆留存。在故事的第二章节，博多尼回到祖宅，在阁楼和秘密小教堂内找寻到了童年阅读过的杂志、书籍，聆听过的唱片。第三章节中，再次出意外陷入昏迷的博多尼，恢复了所有的记忆，并试图在迷宫中找到自己的记忆深处最重要的人——一位有着苍白面孔的金发少女。如同威廉修士一样，主人公也堕入了依循破碎的符号寻找真相的处境，只不过他要寻找的并非凶手，而是自己。内心感受到火焰的燃烧时，便是符号触动内心私人记忆的神秘信号。除此之外，便是如堕迷雾。

　　关于迷雾的意象，在谈及奈瓦尔的小说《西尔薇娅》时，埃科本人引述了普鲁斯特以“雾”来形容该小说的迷人之处，并说道：

　　“雾”这个字非常重要。《西尔薇娅》就像迷雾般感染着读者，好似我们半闭着眼睛看景物，形状看不真切。但并非是其中的事物不能分辨；恰恰相反，《西尔薇娅》里的景致与人物的描绘都清楚明确，甚至达到了新古典主义的明晰澄澈。读者捕捉不住的是他们所处的时空。（《悠游小说林》）

　　在《阿洛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雾气多次出现。雾，正如埃科对于《西尔薇娅》的评述，令人不知身在何处，它是一个隐喻、一片空白，令所有的符号失去解读的依据。它致使主人公在手捧自己赞扬法西斯的童年习作时，无法解读彼时内心真正所想，只能猜测各种可能性，如威廉修士一样；当他找到第二篇主题为“打不碎的玻璃瓶不幸摔碎”的习作时，他感受到，年幼的自己第一次有了实在的个体感受。但他无法确认前后改变的诱因。记忆的缺失，挥刀斩断了作为符号的纸质记录之间的链条。它们成为无法解读的谜、一个个陶罐，内部无法被窥视。海量的阅读材料、个人笔记，无法复原过去的自我，正如遍布全身的细胞的更新换代是不可逆的，凭空的重新构建堪称妄想。依靠它们复原的，只能是一代人的大众记忆。“你无法两次进入记忆的王国/指望看到首次盗窃的东西/依然光鲜如新，毫发无损。”

　　“雾”也是挚爱之人的形态——面容模糊。法国画报上的夏娃的侧面像、雷诺阿画中的少女、罗斯丹笔下的罗克珊娜、扬波的助手西比拉、妻子保罗、那些记不清面孔的情人，逐渐唤醒了扬波对莉拉——他终生暗恋的早逝少女的记忆。莉拉既是身披迷雾的理想女性形象，也是扬波不断想起的摘录：“最后我来到一个巨大的裂缝前面，看到一个脸色雪白、裹着尸布的巨大形象。”（爱伦·坡）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威廉修士的真知灼见：“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莉拉是扬波可以付诸所有幻想，无限靠近，但无法碰触的神秘符号。娟美如太阳，皎洁如月亮。正如今敏在《千年女优》中塑造的画家，一个穿越时空，永恒凝聚的背影。扬波将自己的现实与虚构世界糅合，平克·弗洛伊德音乐电影《迷墙》所呈现的迷离诡异氛围扑面而来，而扬波自己，则钻入大鼻子情圣西哈诺的形象躯壳中——一个永远错过挚爱的浪漫主义英雄。

　　在情节设置方面，小说和埃科的另一部名作《布拉格公墓》极为相似——苏醒过来的人失去了记忆，笔头的记录成为寻找的依据，织就庞大时代背景的众多社会事件。而从主题方面，则很难不令人想起擅长书写“回忆”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他通过《暗店街》、《地平线》等作品，塑造了一个个失忆的人，试图通过一个寻找记忆的人再现过往时代。两位作家的不同在于，莫迪亚诺不追寻最终的答案，鲜有关注蛛丝马迹深藏的意味，他聚焦的是通过记忆的缺失引发的记忆的再创造、浮世绘般的群体描述，因此，他的失忆小说无需揭秘，就已达到写作的目的。而埃科，始终是那个满腹经纶的雅士，喜好符号的游戏，他当然也有以情节设置作为诱饵，想要引导我们去一睹这一尊尊将庞大繁杂的时代、扑朔迷离的悬念、敏锐枉然的个体凝结于一体的辉煌雕像。正如埃科自己在《玫瑰的名字》后记中所述：

　　我小说中那错综复杂的图书馆还是一个矫饰主义的迷宫（即类似某种树根形状的结构，有众多死胡同，只有一个出口），但威廉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已经是‘根状茎’结构的了（每一条路都可与任何其他一条相联结，它没有中央，没有四周，没有出口，它是无限的）：它是可以结构化的，但它还从来未被彻底结构出来。（《玫瑰的名字注》）

　　但解谜的冲动是串起所有符号的一条红线，充满诱惑力，依然是其作品的最大魅力。正如埃科在作品中打造的一个个密室——无论是迷宫般的修道院，还是主人公祖宅中由小教堂演变而来的纸质记忆储藏室，它们都是埃科本人海量私人藏书的一个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