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陌路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高级记者，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发表各类作品近50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与铁流合作）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国家记忆——一本宣言的中国》（与铁流合作）获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根据《国家记忆》改编的电影《大火种》，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为纪念建党95周年重点影片。

　　“问俺们有几口人、几间房，搬迁花了多少钱，孩子在哪儿就业，一个月收入多少，生活上还有哪些困难。”赵永发没想到，当时会问得那么细，“听说俺家在旧村改造时，置换了好几套房，笑了，说这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成果。”

　　赵顺利平时嘴拙，那天倒顺溜，拉着的手说：“这些年，致富路越走越宽，日子越过越红火，全靠党的政策好。”高兴地说：“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赵顺利的妻子马业玲腼腆文静，回忆起来也禁不住眉开眼笑：“那天上午，俺全家像做梦似的，这是俺们最幸福的时光！”

　　那天晚上，一家人正在看电视，听到说“在山东济南三涧溪村，我和赵顺利一家围坐一起拉家常”，小外孙乐得直蹦跶，说“习爷爷在说咱家哩”。

　　赵永发手机平时难得响，那晚却烫手，亲戚朋友打电话祝贺，街坊邻居也上门道喜。

　　赵家四世同堂，共18口人。赵顺利是长子，有两弟两妹，膝下一双儿女，外孙已6岁。村周围有许多企业，他啥车都会开，找份工作很容易，不用起早贪黑，活儿也轻松。五兄妹每家年收入10多万元，虽然都在农村，生活却也滋润，一点不比城里差。

　　“离开俺家后，俺爹马上开家庭会，约法三章：一要家庭团结，不能斤斤计较；二要谦虚低调，不能趾高气扬；三要心平气顺，不能信口胡说。”赵顺利说，“去年6月14日，俺全家开了个纪念会，感恩，感恩！”

　　2018年10月，有户残疾村民面临拆迁，一时没找好过渡房，赵顺利二弟媳刘淑美做通丈夫工作，主动让出住房，还把家具留给他们使用。前不久，又有户村民遇到同样的困难，赵永发也腾出住房，搬到儿子的另一套房里。

　　马业玲有个哥哥，因老年丧子，心灰意冷，旧村改造时，无论村干部咋劝，就是不肯搬迁，说要在老屋终老。她一趟趟往哥家跑，终于做通工作。

　　进步最大的是赵顺利。他以前是个“闷葫芦”，现在能说会道，口才赶上他爹了。更可贵的是，赵顺利积极要求进步，2018年底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一来，给咱上了一课。以前，只忙乎自家挣钱，不操心集体的事。现在咱也想入党，多为老百姓做些事。”

　　2018年12月，刘淑美光荣入党，赵家有了第一个党员。这事，赵永发常挂在嘴边。

　　赵顺利领着记者，围着村子里外转了一圈。三涧溪是个大村，现有1160户3371人。五六年前，全村尽是低矮平房。现在，22幢高楼已安置四成村民，集中供暖。房前屋后停满轿车，全村有900多辆，户均将近1辆。

　　村前的灯光球场、健身广场，都是2019年新建的。“那个大铁笼啥用场？那是笼式足球场，时髦吧？孩子们可喜欢了！”看记者疑惑，赵顺利“炫耀”起来。

　　村头的敬老院像花园，旁边是乡村振兴馆。东侧有个牌坊，后面是片古村落。三涧溪村正在建设古村旅游综合体项目，发展乡村旅游，为村民持续增收致富建立长效机制。在高淑贞鼓励下，赵家开了“赵顺利特色小吃铺”，即将正式营业。

　　隔着马路，有片厂区，立着高烟囱，漆成红白色。“那个高烟囱？噢，那是老供暖厂，因为烧煤污染环境，现在改成乡村振兴学院，烟囱用来搞灯光秀了，晚上可漂亮啦。”

　　村北有个巨大基建坑，坑底正在施工。这里将建32幢高楼，到2021年完工后，全村人都能住上新房。再往北，是村里的产业园。

　　“要说变化，村里的变化可大了。这一年多来，村里冒出七八家新企业，多得记不住名。公交专线也开通了，可以直达章丘城里。”赵顺利越说越兴奋。

　　道路四通八达，路边蜡梅吐蕊，暗香浮动。村民幸福的笑脸，就像蜡梅花儿一样绽放。

　　一个村庄，居然也有“八大景”：“北岭西望火车烟，南涧卧牛石万千。马蹄浣衣多少妇，月牙弈棋赛神仙。赵家垂柳千条线，石岗避暑月更天。砚窝留名奇石古，胡岑枝荆到顶园。”景入诗，诗如画。

　　诗意的村名，画般的村貌。这个中国北方的村庄，表面看去，小桥流水，诗情画意，波澜不惊，犹如风景。其实，真正走进去才发现，村庄并不宁静，几乎每天都有矛盾冲突，都有暗流涌动。

　　这个看似宁静、实则充满斗争故事的村庄，就是主人公高淑贞“唱念做打”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由生涩到成熟，从蹒跚学步到长袖善舞。十多年，三涧溪由穷到富，由乱到治。

　　三涧溪是中国乡村的缩影。本文展示的，既是一位村官的奋斗历程，也是一个村庄的治理故事。

　　采写三涧溪，最初我的计划是，挖掘扶贫脱贫素材，讲好勤劳致富故事。然而，当我融入三涧溪触摸其灵魂深处时，渐渐有了新的感知。

　　同其他脱贫村不同，三涧溪曾经“阔”过。老铁匠马世昆，人称“劈铁大王”，在改革开放初期，组建钢铁冷断加工队，带领乡亲走南闯北，一九七九年，为集体创收十八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以后年年上台阶，到一九八七年前后，断钢队每年为村里创收一百二十万元，年交税二十五万元。多年间，三涧溪的水电、提留、摊派、日常运转等费用，均来自断钢队。在马世昆带领下，村里办起多家企业，还建有幼儿园，集体经济厚实，村民生活富裕，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然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世昆却受人排挤，气出脑溢血，黯然辞去村支书，最后郁郁而终。三涧溪陷入混乱，班子软弱涣散，人心一盘散沙，违法乱纪不断，村庄脏乱不堪，村支书像走马灯，六年换了六任，最短的仅干七天，村集体欠债八十万元，重新堕回穷村，成了烂摊子。

　　二〇〇四年，在苦无良将的情况下，乡村女教师高淑贞临危受命，回到婆家村，担任村支书。十五年来，她强班子，治村容，勇担当，敢亮剑，励精图治，敏锐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发展。三涧溪走出泥淖，再次脱贫致富，村集体净资产上亿元，人均收入两万八千元，还跻身全国先进行列，荣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创建先进单位”“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等殊荣。二〇一九年底，就在我采访时，三涧溪又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三涧溪贫富交替，有迹可循：过去贫穷，是因普遍贫困、苦无出路，脱贫致富靠的是勤劳。后来返贫，乃因人心涣散，勾心斗角。脱贫攻坚，受益于国家扶持、区域优势。国家扶持显而易见：自二〇〇三年以来，连续十七年，中央1号文件皆为“三农”，近年更是倾力扶持，多方力量叠加，乡村躬逢其盛。区域优势在于，作为章丘的城郊村，三涧溪被征土地多、就业机会多，脱贫水到渠成。

　　所以，三涧溪的脱贫攻坚有其鲜明特点：不仅由“穷”到“富”，更是由“乱”到“治”。换言之，其脱贫攻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寻找致富门路，而是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文明素养。

　　过去，人们为生计疲于奔波时，文明素养容易被忽略。脱贫致富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明素养的要求浮出水面。如何提升农民文明素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既是脱贫后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现代农村的主要矛盾。

　　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人口流动加速。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外出务工不足两百万人，到二〇一八年底，农民工总量达两亿八千八百万，其中外出农民工一亿七千三百万。乡村变革和快速转型，打破保守的社会格局，乡村社会原先的同质性、封闭性、排外性，逐渐被个性化、开放性、多元性取代。人被裹挟进入现代社会，思想观念仍在缓慢转型中，“身子已住楼房，头脑还在平房”。受小农意识桎梏，有的农民安贫乐道、不思进取，有的得过且过、目光短浅，有的懒惰成性、坐等帮扶，有的铺张浪费、薄养厚葬……由于缺乏利益联结，村民各种各的地，各干各的活儿，各吃各锅里的饭，乡土人情趋淡，人际关系疏离，社会凝聚力弱化。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农民传统道德摇摇欲坠，糟粕思想趁虚而入，人生观、价值观错位，社会责任缺乏，法治观念淡薄。有的自私自利，贪占集体利益，只想索取、不想奉献，只想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有的只在乎自己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不愿为公共事务出力。有的急功近利、利欲熏心，养殖者滥用激素和抗生素，将工业品掺入食品中，影响食品安全；种植者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污染作物、水体和土壤。

　　与此同时，人们利益需求多元，对政府要求增多，监督愿望增强。当需求无法满足时，产生失望和焦虑，引发社会治理问题，矛盾纠纷日趋复杂，由过去的家庭、邻里矛盾为主，转变为经济纠纷为主，涉及宅基地、土地承包、项目征地、林地收益等，加上在选举、医疗、环保、交通等方面的纠纷，导致矛盾深化，化解难度增大。

　　还有一个现实不容忽视：大批农村精英迁入城市后，导致农村缺乏生机活力，治理人才短缺，治理主体弱化，村官素质下降。有的年龄偏大，“七个人八颗牙”，文化程度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缺乏乡村治理能力。有的不思进取，怕担责任，得过且过，缺少干事创业的激情。有的作风简单粗暴，听不进群众意见，遇事拍脑袋，凭主观想象决策，缺乏民主意识。有的怕吃苦、怕吃亏，工作不深入，作风不扎实，缺乏艰苦奋斗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基层、聚力建强基层。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自治属于村庄范畴，法治属于国家范畴，德治属于社会范畴，“三治”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村民自治的重要目标，就是强化主体意识，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让农民说事、议事、主事。乡村治理重在春风化雨，挖掘道德力量，德、法、礼并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增强乡村发展软实力。

　　“三治”能否融合，关键在于村“两委”班子。而班子坚强与否，取决于党支部书记。雁飞千里靠头雁，船载万斤靠舵人。

　　领头雁，我采访过很多。在山东，“蔬菜大王”——寿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我写过。“当代保尔”——沂源县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朱彦夫，我也写过。这些领头雁，是全国典型，大名鼎鼎，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

　　然而，相比其他村，三涧溪更复杂。相比其他人，高淑贞更立体。在乡村领头雁群体中，她是鲜明独特的“这一个”。

　　三涧溪是个大村，三千多人，“苗不一样齐”，有占集体便宜的、有告黑状的、有暗中使绊子的，还有存心找碴儿的……歪风邪气时不时就冒出来。历史遗留问题多，纠缠着很多人的利益。作为村支书，如果不愿得罪人，光想和稀泥，会一事无成。治村理事，要敢于斗争，敢于亮剑。高淑贞就是一路斗争过来的，总是以昂扬向上的姿态，遇到困难不躲，遇到障碍不绕，敢碰硬，不退缩，头拱地，往前冲。比如村里修路，冒出几个“拦路虎”，其中还有丈夫的长辈，她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剑锋所向，六亲不认，“杀猴给鸡看”，果断“敲硬壳”，让别的村民心存畏惧，不敢再出幺蛾子。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矛盾运动，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习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大到治国理政，小到治村理事，莫不如斯。只有奔着矛盾问题去，迎着风险挑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危机困难面前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坚决斗争，才能攻坚克难，战无不胜。

　　敢于斗争，不是莽撞蛮干，还须善于斗争，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为了解决问题，高淑贞能伸能屈，原则问题寸步不让，策略问题灵活机动，有时甚至妥协让步，火候拿捏到位。比如村里迁坟时，有户人家仗着亲戚是干部，上边有人撑腰，任凭她赔笑脸、套近乎，横竖不买账。她迂回侧击，先礼后兵，祭出“敲山震虎”招数，再适当放宽条件，让这户人家心悦诚服、乖乖就范。比如征地时，一个村民撺掇另一个炮筒子，合伙儿给村里出难题。她巧使“离间计”，除夕夜冒雪送年礼，以怀柔战术感化，在斗争中注重团结，把炮筒子争取过来，让心术不正者孤掌难鸣，掀不起风浪。

　　敢于斗争，还须善于团结。否则，一味杀伐施威，终会众叛亲离。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团结协作，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一个村官要想干成事，就得善于用人。

　　高淑贞深知，三涧溪由富返贫，症结是组织涣散、人心浮动，搞窝里斗。所以，她想办法把人拢起来，用人之道别具一格：人尽其才，变短处为长处。比如，让爱挑拨的人管调解，让爱打架的人管治安，让爱挑事的人管监督，让爱提意见的人出点子。有个年轻人，性子急，脾气倔，动辄吹胡子瞪眼，好用拳头说话。一般人看他，那是一身毛病。高淑贞却发现他为人正直，原则性强，只要用到正道，会是棵好苗子，就让他组建“为民服务队”，专门负责拆违、清障等棘手工作。事实证明，此人用对了。

　　对有缺点的年轻人，高淑贞都想办法用起来，给他们戴上“紧箍”，用其长，束其短。昔日人见人嫌的混混儿，成了她的座上宾。一些村民不理解，在背后讥讽她，说她用“歪苗”、“收破烂儿”。她说：“如果只盯着人的缺点，天下无可用之人；如果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到处是可用之人。对这些小年轻，你推一把，就是对手；你拉一把，就是朋友。‘歪苗’只要从小扶正，也能长成参天大树；‘破烂儿’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可以变废为宝。”

　　习指出：“当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农村脱贫攻坚，关键在于领头雁担当作为。担当作为，正是高淑贞的亮点。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高淑贞先在娘家村，后在婆家村，一干二十年，清路障，拔穷根，换班子，摸家底，夺资产，打官司，建公寓，迁祖坟，盖澡堂，修学校……一桩接一桩，一件接一件，之所以能善作善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她躬身入局，担当作为，不怕跑断腿，不怕磨破嘴，始终激情洋溢，就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一个人带动一村人。

　　高淑贞干中学、学中干，境界逐步提高。起初，她去娘家村任职，想法很朴素，“给娘家人长长脸”。随着眼界和格局打开，从自发上升到自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成为她的信念。婆家村亲戚一大堆，她刚到任时，亲戚们指望能沾光。后来发现，算盘打错了。涉及村民利益，她总是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亲不向，外不推，努力写好“公”字，公平、公正、公开、公道。遇到不好推的难事时，她不仅不优亲厚友，还“胳膊肘儿往外拐”，先拿亲戚开刀。脚跟站得正，说话有人听。她能一呼百应，威信就是这样建立的。

　　猪倌王元虎缺钱，高淑贞领着他挨家挨户借，几年借了二十二家，自己签名担保，帮他筹款上百万元。担保是有风险的，万一王元虎还不出，她须代为偿还。不仅如此，她还拿出房产证，为王元虎抵押贷款。

　　村里有家生产医疗设备的企业，环境要求高。恰巧，旁边有个养猪场，导致环评通不过，企业同猪场闹僵。高淑贞调解无果，一跺脚，用自家住房抵押，又向姐妹借钱，凑足五十三万元，先把猪场买下来，这才“解扣”。

　　村里欲建育苗基地，需要三百万元。集体账面有钱，但不能动。银行“荣誉贷”政策，她够格享受，但须以个人名义，还要押上自家房产。应该说“荣誉贷”是把双刃剑，押的是个人信誉，搞砸了名誉受损。投资项目虽然好，也不是非做不可。不做，没人说话；做成了，村民未必领情。何况三百万元不是小数，万一搞砸了，家庭难以承担。为了村里发展，她又是一咬牙，押上房子和“荣誉”，鼓动老公“以私谋公”。

　　高淑贞不仅勇于担当，还善于担当。脱贫攻坚中，她政治站位高，机遇意识强，不逞匹夫之勇，巧妙借力使力，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做到事半功倍。

　　高淑贞是春天里的早行人，自从当了村支书，她就对春天情有独钟。因为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在充满希望的春天来临。她对春天、对中央1号文件翘首以盼，渴望用自己的手为农民播撒下希望的种子。每年1号文件一出来，她学深悟透，活学活用，从字里行间寻找村庄发展新机遇。

　　比如，三涧溪因地处城郊，受城市发展规划限制，二十年未获批新宅基地。二〇〇六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强宅基地规划和管理。高淑贞马上动念，向街道领导汇报，但遭到否定。领导说，三涧溪太乱，也没钱，干不了，她的任务是确保稳定，守住摊子，别出事就行，不要折腾。这年，街道十八个村中，有四个村被列入新农村建设试点。高淑贞不甘心，再次请缨，得到上级支持，三涧溪被追加为试点村。村里没有钱，她“空手套白狼”，让施工单位垫资，建起四幢楼房。当村民乔迁新居时，另四个试点村的项目还没影呢！

　　按照中央政策，凡被列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公益事业都能享受“以奖代补”，政府扶持六成，村里自筹四成。三涧溪被列为示范村后，高淑贞一气列了十多项新建、改造项目，共需六百多万元。街道领导担心她贪多嚼不烂，劝她少报些。但她觉得机会难得，要把优惠政策用足。最终，项目全部获得批复，并一一建成。这么多项目，单凭一村之力，财力不逮。正是高淑贞抢抓机遇，尽心尽责，谋事有基，成事有道，得到上级鼎力支持，才使村庄“一步跨十年”。

　　可以说，三涧溪的脱贫致富受益于历年中央1号文件，赶上改革开放好时代，可谓“最是一年春好处”。三涧溪的跨越发展，受益于三涧溪人抢抓机遇，搭上国家政策顺风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在脱贫攻坚中，三涧溪注重提升村民素养，从“富口袋”转向“富脑袋”，走在其他脱贫村的前列。

　　自从到了三涧溪，高淑贞特别喜欢春天。春天，是播撒希望的季节。在她眼里，还有一层特别的含义：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是希望的种子。

　　在高淑贞的记忆中，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中央连续五年的1号文件，主题都是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农村改革作用巨大。所以她一到任，就反复琢磨二〇〇四年的1号文件。这个文件，重新聚焦“三农”问题。二〇〇五年的1号文件，再次以“三农”为主题。她的许多迷茫、困惑，都在这两个1号文件中找到了答案。从那时起，她就开始盼着春天，盼着1号文件，就像农民盼着报春鸟。每年的1号文件，她都会反复研读，从字里行间寻找发展机遇。

　　三涧溪有个能人，叫李云岭，年过五旬。他早年在外经商，攒了点儿资金，回村里要了二十亩流转地，盖起一栋办公楼、一个大车间，建制氧厂。

　　半年后，李云岭找到高淑贞，苦着脸：“高书记，我的厂房已建七八成，现在干不下去了，想请您帮帮忙。”

　　李云岭叹口气：“摊子铺太大，资金跟不上，银行贷款也还不上。村里能不能帮我担保贷款？”

　　“这个有风险，村里不好担保。”高淑贞摇摇头，给他出主意，“对了，你在外面认识人多，想办法招商引资，找人合作。”

　　农村招商不是一件容易事，无工业用地指标，土地难以变性，不像旁边的城东工业园，有合法工业用地，有完整基础设施，容易招商引资。高淑贞没少为征地忙活，但多为园区效力，本村用地主要是公益事业，没有用于工业的。而工业园区除了补偿给村民征地款外，只能解决部分村民就业，无法为村集体创收。要增加村集体收入，村里必须招商引资。

　　过了些日子，李云岭兴冲冲上门：“天桥区有家连发公司，老板是位女强人，叫杨莲英，她的企业面临拆迁，正在找厂址，看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满意，答应来我的厂里看看。”

　　李云岭说：“是医疗设备，采血笔、采血针，都是出口的。对环保要求高，不会污染环境。”

　　几天后，李云岭领着客人上门。高淑贞眼睛一亮：身材高挑，大红风衣，变色眼镜，梳着小辫，风姿绰约，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看模样，年约五十开外。

　　杨莲英坐定后，问起高淑贞的来历，高淑贞如实相告，详细介绍了村里的情况。杨莲英越听越兴奋，一改刚到时的矜持，主动自我介绍。听说她已六十九岁，高淑贞大为惊讶。两人越谈越投机，把李云岭晾到一边。

　　杨莲英说：“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靠手工装配，是轻体力活，也是细活，最好是女工干。村民也可以领回家干，按件计酬。”

　　“太好了！”高淑贞拍着手，“我们村一些妇女，有的家人瘫痪在床、有的要照顾老人、有的丧偶，被拴在家里，出不了远门，这活儿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杨莲英瞟了李云岭一眼，直来直去，“我可不想同个人合作，再说我对李总还不了解，还需要考察。”她边说边转向高淑贞，“我看高书记是个干事的人，我同村里合作有兴趣。”

　　“呃……”李云岭有点儿不情愿，又有点儿无奈，“既然这样，只要高书记愿意，我可以把厂房转给村里。反正我也支撑不下去，只要能解套就行。”

　　高淑贞有点儿不信：“究竟多少？如果村里参与，是要审计的，你实话实说。”

　　“对村里来说，这不是小数目。”高淑贞掂量，“如果村里出土地、李总出厂房，我们三方合作，怎么样？”

　　杨莲英嘴巴不饶人：“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想同你高书记合作，不想同个人老板打交道。”

　　李云岭说：“既然杨总不愿同我合作，我还是彻底退出。否则，将来你不当书记咋办？我信不过别人，不想夹在中间受气。”

　　“这事村两委要开会研究。”高淑贞沉吟，对李云岭道，“如果决定接，村里会给你合理补偿，不会让你吃亏。”

　　杨莲英继续说：“我同村里合作，是有条件的。”同高淑贞见面之前，她去过现场，李云岭的项目周围净是农田，只有一条施工便道通外面，“如果我来的话，你们必须十天内在厂区外建一条硬化路，与三涧大道连通，还要建一个配电室，我自己不投资。”

　　送走杨莲英，高淑贞约上徐绍霞、李东刚，一起来到叶恒德家，开了个村两委碰头会。叶恒德赶紧招呼，给他们倒茶。他老伴有病，他要在家照顾。

　　高淑贞说：“以前同我们打交道的，都是一些土老板，除了喝酒就是抽烟。这会儿，来了个洋老板。杨总经常出国，见多识广；产品主要出口，有发展前景；用工模式灵活，妇女在家里就能就业——我算了一下，月收入能有两三千元呢。这样的企业，我们打着灯笼都难找，一定要想办法引进来。她提的条件，我们要尽量满足。”

　　叶恒德老成持重：“这么好的事，能轻易让我们碰到？她的企业有那么好吗？别是江湖骗子吧？”

　　“我不信弄不到钱。”高淑贞给大家打气，“小时候，我们连背心都穿不起，现在不是穿上大衣了？过去出门靠脚走，现在不是开上汽车了？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办法总比困难多。”说归说，其实，她心里并无对策。

　　徐绍霞说：“婶婶，这几年你累得不轻，大家也跟着受累，你就别难为自己了，还是歇歇吧。”

　　高淑贞说：“村里只有不断发展，才能有好出路。这事不能久拖，我们得麻利办，别拖得太久，夜长梦多，让她跑喽。”

　　叶恒德知道她的性格，只要认准的事非要做成，便笑着说：“听你的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帮你参谋参谋。”徐绍霞和李东刚也跟着说去。

　　高淑贞当即拿起手机，拨通杨莲英的电话，说想去她厂里看看。杨莲英很高兴，连连说好。

　　第三天，四人让李云岭领着，来到天桥区杨莲英的工厂。这里已拆成一片废墟，只剩下她一家厂，进出已很不便。高淑贞明白了，杨莲英要求十天修好路，她还以为是故意出难题，原来是急于搬家。

　　高淑贞诚恳地说：“我是想为老百姓办点儿事，而您是干实事的，是我钦佩的企业家，所以我要赶紧来学学。”

　　杨莲英领着一行人，将工厂里外看了一遍，车间一尘不染，井然有序，比她介绍的还要好，几个人啧啧称赞。在杨莲英办公室，高淑贞看到一摞荣誉证书，有“山东省十大巾帼英雄”，有“山东省三八红旗手”，更坚定了她的信心。

　　杨莲英又提两个条件：一是，七天内硬化好厂区外的路，并建好配电室。二是，必须同村集体签协议。

　　高淑贞略一思忖，回答：“七天之后，你再去看。配电室的事，我马上去找人，不过配电室七天建好我没把握，因为需要电力部门办手续，由他们施工。”

　　回到村里，高淑贞立即召集村两委，详细介绍情况，统一大家意见。接着，她像临阵指挥官，开始战前布兵：“恒德哥，这片地是你庄里的，修路征地的事，你马上搞定，别耽误施工。素利，你配合恒德哥。”

　　施工的任务交给赵大起，他有支施工队。高淑贞让赵大起火速赶来，下达任务：“明天就动手，白天黑夜干，务必在七天内干成！”

　　“七天？”赵大起有点儿犹豫，“那里是个石岗子，工程量不小。再说，她可能说说而已吧，哪会那么准？”

　　高淑贞说：“只要她有诚意，七天后准会来。”她明白，杨莲英如果不想来，不会提这个苛刻条件。既然提了，既有急的成分，也是在考察她，看她是否诚心，是否有能力。

　　高淑贞坚定地说：“你先垫资，我已同李云岭说定了，成，咱修；不成，咱也修！如果不成，修路的钱他付。他贷款我不敢让村里担保，但修路钱我可以担保，他给不了你，我个人给。”

　　工地热火朝天，正在浇筑混凝土，高淑贞蓬头垢面，也泡在工地上。她掸掸身上的土，捋了下凌乱的头发，说：“杨总，请放心，明天保证完工！”

　　“哎呀，高书记，你真的很能干！”杨莲英由衷感叹，临走时表态，“只要你能确保我同村集体签协议，我就一定来！”

　　要确保双方签约，村里必须先同李云岭了结。经审计，李云岭共投入五百一十八万元，他要求村里一次性付清。

　　高淑贞正绞尽脑汁时，章丘国土局返还给村里一笔土地征用款，共计六百多万元。按规定，这笔钱存在章丘财政局指定专户上，作为永久性补偿，不能一次性发放给村民。

　　村两委会、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高淑贞向办事处请示。办事处领导说，我们只有监管权，没有批准权。要批准，得找国土局。高淑贞赶到章丘，向国土局汇报。

　　局长赞许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个钱用得值，既能壮大集体经济，增加集体固定资产，又能帮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我支持！我们马上研究，尽快拨给你们。”

　　有了这个承诺，进展一帆风顺。村委会同李云岭签订厂房购买协议，待国土局下拨款项后，一次性付给他五百一十八万元。这意味着，三涧溪村多了笔固定资产，价值五百一十八万元。随后，村委会同连发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协议，连发公司每年支付租赁费五十万元，每五年提高租金百分之十，为期三十年。

　　连发公司开张后，三涧溪村七十多人进厂务工，二百三十多人领零件在家装配。

　　囿于农村用地政策，二〇一二年，这块土地履行招拍挂手续，由连发公司摘牌，交纳相关费用，变性为工业用地。三涧溪村出租的，实际上是地上附着物。

　　杨莲英做事很用心，按她的设计要求，连发公司建得像花园，有凉亭，有喷泉，绿树成荫。

　　院内东侧，是公司餐厅。这天中午，太阳毒辣，正刮着东南风。杨莲英步入餐厅，缩了下鼻翼，不对！饭菜飘香中，竟夹杂着一股臭味。她推开紧闭的窗户，臭味更浓烈，扑面而来，险些将她熏倒，她赶紧关了窗户。

　　杨莲英是个讲究的人，经这一说，倒了胃口，匆匆填了几口饭，叫上办公室主任吕华，出门去看个究竟。

　　公司东院墙外是个土丘，树林茂密。林外的地上摊满黑乎乎的东西，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吕华说，这就是猪粪。

　　往前走，四周都是庄稼地，中央有个养猪场，场内气味比外面更浓。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正推着小车，从猪舍往外起粪。

　　杨莲英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就兴师问罪：“你们怎么搞的？猪粪摊得到处都是，臭死人了！”

　　男子抬起手臂擦了把汗，没好气地问：“你是谁啊？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儿多管闲事！”

　　男子冷笑一声：“你别说得好听，不就是为了挣钱嘛，我也是为了挣钱，不都一样？你不喜欢，可以走啊！”

　　回到公司，杨莲英气愤难平，嘱咐吕华：“我们是生产医疗器械的，对环境要求高，正在争取通过环（境）评（估），这么脏的环境怎么行？你马上同村里交涉，请他们尽快把猪场迁走。”

　　这里是东涧溪的地盘，吕华请李东刚帮忙协调。李东刚很为难：“让他迁走？这太难了。这样吧，我同他说说，别把猪粪往西边摊，兴许会好一点儿。”

　　养猪场主叫邓明亮，，炮捻子脾气，一点就着，长期以养殖为业。李东刚找到他，他的气还没消呢。

　　“这个老杨婆子，说话太胀饱（方言，意为‘强势’）！”邓明亮恨恨地说，“猪粪这么湿，我不摊晒怎么运走？我是临时摊晒的，翻斗车很快就拉走了。这次车子晚来了，就多摊了几天。她不能好好说吗？一上来就骂开了。”

　　邓明亮两手一摊：“我的猪圈就在西边，以前一直往西边摊。如果摊到东边，要费不少劲？一定要我摊到东边，那她得给我点儿补偿。”

　　李东刚转告吕华，吕华又告诉杨莲英。杨莲英断然拒绝：“他干自己的活，怎么让我出钱？这不是讹人吗？不给！”

　　话传到邓明亮耳里，他头一拧：“我还不稀罕呢！我就偏往西边摊！”两家关系越处越拧，随地而摊的猪粪从没断过。

　　连发公司来了客人，花园般的内部环境让客人赞不绝口，但空气中的猪粪臭味却让主人脸上无光。

　　听了杨莲英抱怨，高淑贞对班子成员说：“现在招商引资，有一种说法，叫‘引人上门，关门打狗’，说的是客商落户后，对客商敲诈、盘剥。我们虽然没给杨总添麻烦，但她的烦恼我们不能不管不顾，要帮着解决。”

　　高淑贞说：“连发是我们千方百计引进的企业，为我们壮大集体实力、解决老百姓就业做了大贡献。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事情不能再拖了，即使邓明亮不摊猪粪，两家也离得太近，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我们要下决心，把邓明亮的猪场迁走，另外给他找个地方。”

　　大家一听，直摇头：“他那个倔脾气，连猪粪挪个场地都不让，还会答应迁走？不可能！”

　　高淑贞说：“他脾气是急了点儿，但还是明事理的，不是胡搅蛮缠的人。这样吧，我来同他谈。”

　　此时，邓明亮已有抵触情绪，高淑贞几次上门，他都避而不谈。每次看到高淑贞进门，他就操起工具，借口要干活，躲在猪圈里不肯出来。

　　高淑贞无奈，决定迂回侧击。邓明亮有两个儿子，长子平时在外居多，妻子高红；次子邓林生，在杨威的工程队，妻子高芹。巧了，两对夫妻都是她的学生。

　　高淑贞先找到邓林生，说：“连发公司为村里做的贡献，你们也看在眼里，你们也是受益者，你媳妇不也在公司上班吗？为了确保连发公司的环境，猪场非迁走不可，地方我们已找好了，你帮着做做你爹工作。”

　　第二天，邓明亮满脸怒气，走进高淑贞的办公室：“淑贞，听说你要赶我走？你是我最佩服的书记，做事公道，敢做敢当。这回，你怎么就偏心了呢？”

　　邓明亮说：“她老杨婆子是发展经济，我不也是发展经济吗？你要保护外来的企业，我是本村的经营户，就不保护了吗？你是不是沾她的好处了？”

　　“笑话！”高淑贞反问，“难道我上你家去过，就沾你的好处了？引进这个厂，是村里开大会同意的，我们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利益。你的利益当然也要保护，但是你污染了环境，影响了他们企业发展，所以让你迁走。”

　　邓明亮掏出两个本子，拍在桌上：“这是土地使用证、养殖许可证，我是合法经营，谁也赶不了我走。”

　　高淑贞一看他有备而来，让他坐下，倒了杯茶，慢声细语解释：“不是赶你走，是让你换一个地方。杨总为村里贡献大，每年交给村里五十万元呢，还有三百多人就业，你家不也沾光了吗？过节时，她还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面送油。这么好的企业，我们上哪儿找啊？希望你能顾全大局，为全村的利益考虑一下。你的损失村里会补偿的，不会让你吃亏。”

　　高淑贞说：“你小叔子态度很好，已经做过你公公爹工作了。你和你老公也帮着说说。我同你公公爹谈过了，觉得他还是个明白人。”

　　过了几天，高红回复：“我公公爹说，一次性给他钱，买下猪场，他就不养了。”

　　“我这就去问他。”高淑贞直奔猪场，见了邓明亮后，开心地问：“明亮哥，你想通了？”

　　高淑贞说：“行！你等我回音。”她直奔连发公司。猪场占地三点一亩，高淑贞盘算的是，让杨莲英买下猪场，把两块土地连成片，既解决了难题，又扩大企业规模，一举两得。现在邓明亮讨了价，杨莲英还个价，双方总能慢慢谈拢。说不定，杨莲英听到消息后会笑逐颜开的。

　　岂料，杨莲英哼一声：“七十万元？若不是他连累，我早就通过环评了，现在还想讹一把？我不要！”

　　高淑贞赔着笑脸：“冤家宜解不宜结。您是省城来的，见多识广，大人有大量，既然他开了价，您就别和他计较，还个价。行不？”

　　出了连发公司，高淑贞又往猪场走，心想：双方差距太大了，能不能想个办法，让邓明亮给个实价，好让杨莲英接受？快到猪场时，她有了主意。

　　进猪场后，高淑贞对邓明亮说：“明亮哥，我也不知道猪场值多少钱，这样行不？你找个能人，根据济南和章丘的政策，拿出赔偿依据来，算个实价。”

　　高淑贞继续说：“对了，我看你常同杨孝坤在街头站着，他挺明白的，打官司有经验。”

　　过了几天，邓明亮找到高淑贞，改口了：“我给你面子，一口价，六十万元。要就要，不要就算了。”

　　高淑贞黯然。看来，虽然才两三个月的事，双方都把对方伤害得不轻。这个结，不容易解。

　　高淑贞想，只有连发公司买下猪场，才能最终解套，至于邓明亮不愿卖给杨莲英，他说了不算，大不了村里先出资买下来，再卖给连发。她情知无法说服杨莲英，而吕华跟随杨莲英多年，深得其信任，她便想请吕华帮忙。

　　连发公司有个职工叫李祥育，小名李宾，是三涧溪人。杨莲英刚进村时，让高淑贞推荐一个机灵的年轻人跟着她干，平时方便同村里沟通，高淑贞便推荐了他。

　　高淑贞把李祥育找来，让他去请吕华帮忙，说只要杨总答应买下来，哪怕是再压压价，她也想办法做通邓明亮工作。

　　高淑贞还是不死心，又到了邓明亮家，反复拉锯，一项一项过，又将价格压到五十三万元。然后硬着头皮，再次找到杨莲英，试图说服她。

　　以前每次见面时，杨莲英都是笑眯眯的，这次却阴着脸，冷得像块冰，话也像块冰，狠狠砸在她心头：“我还是那句话，坚决不要！不但不要，你还必须把他拿掉！”

　　离开连发时，高淑贞十分沮丧，心里像揣了块石头：一切努力，难道都白费了？越想越觉得窝囊，眼泪禁不住流出来。她怕被路人看见，赶紧抹掉，铁下心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好不容易说动邓明亮，已没有退路，必须尽快买下来，免得夜长梦多。至于下一步，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是有的。

　　问题是，买猪场的五十三万元从哪里来？此前，村两委开会时，曾议过由村里出资买下来，但意见难统一，觉得这是个包袱，不该让村集体来背，何况五十三万元不是小数目。

　　回到村里后，高淑贞打电话给李祥育，让他把哥哥李祥诚，还有杨孝坤、邓伟找来。四人都是东涧溪的。

　　四人到齐后，高淑贞说：“邓明亮已同意卖猪场了，价格是五十三万元，你们四人当中间人，同他具体对接。孝坤哥，你是老党员，你多把把关，帮忙起草协议。”

　　能得到书记如此信任，四人都觉得很荣幸，特别是杨孝坤，更是受宠若惊，向高淑贞表态：“高书记，你只管放心，我们一定办得妥妥的。”

　　高淑贞为啥选他们四人？其实用心良苦：选杨孝坤，是怕他给邓明亮出歪点子，再横生枝节；选邓伟，因他是邓明亮本家侄儿，邓明亮信得过；选李祥育，因为他是连发公司职工，便于今后衔接。

　　高淑贞说：“将来咋办，我还没想好。就是想尽快给杨总解套，让连发公司通过环评。”

　　杨孝坤不以为然：“能不能够通过环评，那是杨莲英的事，你犯得着搭上自己家吗？”

　　高淑贞说：“她是我们引来的第一家企业，要给她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再说，她每年给村里五十万元租赁费，解决那么多人就业。只有她企业发展好了，咱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高淑贞趁热打铁：“我一个人能干啥？得靠大家齐心协力。孝坤哥，你是老党员，有经验，希望你多多帮衬我。”

　　杨孝坤赶紧起身，拱手说：“哎呀，淑贞哪，你这话言重了。只要你信得过、用得着，只管吩咐。”

　　高淑贞笑嘻嘻地说：“我寻思你也没啥事，这么多年了，还能不了解你吗？肯定会同意的。”

　　赵云昌做躲避状：“别给我戴高帽，我消受不起。你爱折腾就折腾吧，别让我睡大街就行。”

　　高淑贞拿着房本，到银行办手续，贷了二十万元。她又找姐姐、妹妹和几户村民，借了三十三万元。这笔钱，她要付利息。按章丘民间借贷规矩，年利息为两分。凑足五十三万元后，她一次性交给邓明亮，双方签订买卖协议。

　　猪场是拿下来了，到哪儿找下家呢？高淑贞苦思冥想。她先找村里的源虎食品公司，想建成饲料厂。经过咨询，因离连发公司太近，也会影响连发的环评。

　　高淑贞的妹妹高淑华在三涧溪村西开了家炒鸡店，这天中午，高淑贞信步来到店里。店里坐满客人，妹妹正在忙乎着，看见她来，开玩笑地问：“姐，又来借钱了？”

　　“没问题。多了没有，三五万元还拿得出的，只要你付利息就行。”高淑华很爽快，“别看你端着铁饭碗，拿着人民教师的工资，整天忙得不着家，收入还不如我这开小店的呢。”

　　高淑贞羡慕地说：“是啊，看你这人进人出的，生意还真不错。比我强多了。要不，我辞了职，跟着你干吧。”

　　“别别别，”高淑华慌忙摆手，“我可雇不起。咱家就你一个吃公家饭，我可不敢拉你下水。”

　　正说着，又来客人了，高淑华忙着招呼，把高淑贞晾在一边。高淑贞正欲离开，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瞅准空当儿，把妹妹拉到一边，悄声问：“你愿意换个地方开店不？”

　　当天晚上，姊妹俩聚在一起。高淑贞热切地说：“猪场一时找不到下家。我是书记，不能自己搞经营。我有个想法，把猪场改造一下，你到那里开炒鸡店。咋样？”

　　“你真是孤陋寡闻。”高淑贞拍了妹妹一下，“我看到报道说，浙江搞乡村旅游，就把猪圈、牛栏改造成猪圈茶室、牛廊咖啡，还成了网红，我们也可以效仿啊。猪场都是混凝土地面，用得上；猪圈有七个隔断，可以做小单间；北屋原先是住人的，可以做大单间。我们只要彻底打扫干净，再好好改造一下，就可以用，说不定也能成网红哩。”

　　高淑华皱起眉头：“姐，不是我说你，你当个芝麻粒大的村官，把全家搞得鸡犬不宁。没见过你这当姐姐的，把妹妹往火坑里推。”

　　高淑贞微嗔道：“瞧你说的！你是我亲妹妹，我还能害你不成？我遇到困难了，你不帮我，我还指望谁帮？再说了，那也不是火坑，旁边就是工业园区，客源没问题。你现在只有一间店面，那里有三亩多地，院子里可以停车，是个像模像样的饭店哩。我敢保证，将来生意肯定更红火！”

　　第二天，高淑贞接连打了几个电话，通知杨威、赵大起、李祥育等人，晚上到村部碰个头。

　　晚上，几个人到齐后，高淑贞把猪场的事说了一遍，又说了自己的打算。大家一听，都很吃惊，替她担心。

　　高淑贞说：“我已是过河卒子，只有往前拱。以后，我每个月都得付利息，说句心里话，压力蛮大的。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帮忙。大起，猪圈改造的活儿，交给你们施工队；李宾，你是木匠，负责换所有的门；杨威，你安排铲车来。费用你们先垫着，将来一起算。”

　　过了些日子，话传到杨莲英耳中，她十分不安，赶到猪场，找到高淑贞：“淑贞，你帮我解决了难题，倒让你作难了。要不，我把这块地包了，改造成菜地，提供给食堂。你花了多少钱，我算给你。”

　　高淑贞感激地笑笑：“杨总，如果你真想要，就过一段时间。不然，邓明亮还要回来养猪。”

　　猪场刚改造好，办事处纪委来人了。原来有人匿名举报，说高淑贞打着集体旗号，霸占老百姓猪场。幸亏，办事处知道事情经过。虽然举报不实，经这一折腾，高淑贞觉得，再让妹妹经营不妥，就停了下来，场地一直闲置。这一耽搁，就是一年半。

　　猪场挨着城东工业园，旁边就是聚鑫钢结构公司。有一天，工业园办公室负责人来找高淑贞，说聚鑫公司准备扩大规模，想继续征地。高淑贞一看，聚鑫公司相中的地恰巧是猪场邻地，便提了个条件：把猪场一并征走。公司答应了。

　　征地手续由工业园办理。猪场的土地是集体的，补偿归集体。地面附着物的补偿，经核算七十八万元，由工业园办公室负责发放。其中，近八万元是一口取水井的补偿，归村集体所有；猪场改造费用，直接发放给赵大起等人。其余的款项，发给高淑贞。高淑贞领到补偿款后，长长舒了口气：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元虎来了？坐，坐！”高淑贞热情招呼，给他泡了杯茶。年轻人叫王元虎，闫家峪乡盆崖村人，十岁时举家搬到东太平村，在王白中学读书时，是高淑贞的学生。这个大山来的孩子，文静寡言，学习用功，后来考入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习畜牧兽医专业。

　　王元虎面孔黝黑，身材瘦削，戴副眼镜，站起身接过茶杯，说：“我在相公村租的猪场下半年到期。我能不能到您这里来养猪？”

　　“可以啊，热烈欢迎！”高淑贞满口答应，“我正在琢磨搞土地流转呢，可以腾出土地。”

　　王元虎大学毕业后，在普集镇普西村租了一亩地，投资三万元，建了个小型养猪场。不承想，当年疫病横行，投资打水漂，改为开兽医门诊，带着十几个师弟师妹，接连开起四家连锁店，钱也挣了几十万元。

　　二〇〇六年，蓝耳病暴发，养猪户纷纷倒闭，兽医门诊惨淡经营。“人不能不吃肉吧？”王元虎把危机当商机，又萌生养猪念头。二〇〇七年，他边开兽医门诊边租下一个小型养猪场，在提心吊胆中开业。第一批猪崽每斤四元多，出栏时每斤卖到七元多，当年利润就达四十一万元，比干三年门诊挣得还多。他决定大干一场，次年又在相公庄镇相公村租了个养猪场。不料，当年粮食价格上涨快，而生猪价格迅速下滑，头年挣来的钱又一股脑儿全赔进去了。他心一横，彻底关掉兽医门诊，一门心思饲养高端新品种——生态黑猪。

　　家里含辛茹苦好不容易培养个大学生，竟去当猪倌，做父母的十分恼火，一直耿耿于怀。但有个姑娘却坚定支持他。

　　姑娘叫李少清，是王元虎校友，学的是食品加工专业。听说女儿找了个养猪的，父母强烈反对。苦劝无果后，父亲一怒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

　　高淑贞却刮目相看：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都爱往城市挤，这对年轻人有志气！她柔声安慰李少清：“你别难过。你俩结婚时，我就是你的娘家人。”后来他俩结婚时，娘家人果然一个没来，高淑贞便顶上去了。

　　高淑贞特别赞同土地流转。三涧溪的耕地土层薄，土质贫瘠，加上缺水，庄稼收成低，地里刨食难以果腹，村民靠外出打工谋生。有城东工业园后，很多村民都到厂里上班，顾不上庄稼活，有的把地包给别人种，有的干脆撂荒。于是，她想流转一些土地，搞适度规模经营。王元虎的想法，正合她心意。

　　王元虎一走，高淑贞立即选址。胶济铁路北侧有一块闲置地，原是胶济铁路路基，铁路改道后，这段路基废弃荒芜多年，产权仍属于铁路系统。高淑贞想，与其闲置浪费，不如利用起来建猪场，将来国家收回时再退还。为给王元虎节省投入，她组织两委干部义务劳动，连干十多天，将场地平整好，修好进场道路，移交给王元虎。王元虎则按每亩一千五百元的价格，付给村集体租赁费。

　　二〇〇九年四月，王元虎的猪场开始建设。与邓明亮的粗放养殖不同，他搞的是“零药残、零激素、零重金属”生态养殖。其养殖方法独特，美其名曰“快乐养猪法”：黑猪孕育、繁殖、成长、屠宰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快乐养殖理念，最终形成肉质鲜嫩、野味浓郁、风味独特、营养丰富的生态黑猪肉。为使小猪心情愉悦，让它们听音乐、睡“席梦思”床、玩玩具，同时配有按摩器具。为保证肉制品质量安全，对六十斤以前的猪认真防疫，合理饲喂，六十斤以后不添加任何工业饲料。为保证肉质鲜美，让它们充分运动，任其自然生长十三个月才出栏。为使消费者对产品放心，从源头养殖到销售终端，实行网络化全程追溯。生长的黑猪，身上长着特有的大理石花纹，不易被复制。

　　这样的养猪场，建设标准高，前期投入大。因头一年的失利，王元虎囊中羞涩，干着干着，钱就不够了，凡是能借的、能贷的，都跑了个遍，个人的关系几乎全部用完。曾经就读的大学，系里的七八个老师，有五六个当过他的债主。无奈之下，他只好向高淑贞求助。

　　村里谁家有钱没钱，高淑贞底儿清。于是，她在前面走，王元虎在后面跟，上门借钱。

　　第一家是马世传。他是老党员、老“劈铁”，当过劈铁队长，长子是警察，次子是技术工人，家境不错。

　　高淑贞开门见山：“叔，您那两个钱呢？我再使使。”头一年，村里帮施工队筹钱，提前给参建公寓楼的村民付工钱，高淑贞向他借过五万元，转年就还了。

　　“行！”马世传年近八旬，身体硬朗，快言快语，“你叔就这俩钱。是打到你卡里，还是取出来？”

　　第二家是韩荷香。见老姐妹上门，韩荷香一把拉住她，亲热地说：“哎呀，啥风把你刮来的呀？”忙着让座泡茶。

　　寒暄过后，高淑贞直截了当地说：“你那五万元呢？快拿出来，先让我使使。你每天煎饼卷大葱，反正也不使钱，放那儿白闲着。”原来，村里刚退给韩荷香五万元购房定金。

　　高淑贞指着王元虎：“我是帮他借，他要扩大企业规模。”说着，把借钱缘由重复了一遍。

　　“咋了？”高淑贞放下茶杯，故作不满，“你别门缝里瞧人，他小两口都是堂堂大学生，还怕赖你钱？”

　　韩荷香嘴一撇：“养猪谁不会？还用得着大学生吗？大学生养猪有啥出息？不是白瞎了吗？古人说了，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高淑贞说：“他们是现代化养猪，是科学养猪，学问大着呢。哪天你去看看，开开眼界。”

　　“养猪有啥看的？”韩荷香边说边进里屋，拿出一只布兜，从里面掏出五万元。

　　王元虎写完借条后，韩荷香将笔递给高淑贞：“你得签个字，我心里才踏实。”

　　“没问题！”高淑贞麻利地签上字，“我早就有打算，给他担保。他还不出，我来还。”

　　离开韩荷香家，高淑贞又领着王元虎走了几户，每户借三五万元。为了让他们放心，每次打借条，她都主动签字担保。她希望，她的信誉既能换取村民对王元虎的信任，也能增强王元虎的信心和动力。

　　有一次，高淑贞参加济南市人代会，同水寨门口村的书记苑广芹住同一房间。有天晚上，王元虎打来电话，说是买饲料没钱了。高淑贞问需要多少钱，王元虎说四万元就行。

　　正巧苑广芹在场，问明缘由，十分惊讶：“你这个书记当的！还管这事啊？你不要找别人了，我借给他！”

　　养殖曾是三涧溪村的特色，养猪、养鸡、养貂、养狐狸，养殖户增收致富了，却因皆是粗放经营，严重污染环境。她之所以倾力帮王元虎，是因为她觉得，这才是今后农村养殖的方向，要让他带动其他养殖户，建立养殖示范区。

　　然而，外来户的身份，让王元虎处于尴尬中。同样是外来户，村民对办厂搞工业的不会排斥，因为他们可以进厂务工挣钱；而养猪对村民来说，再熟悉不过，觉得是同自己抢饭碗，自然要排斥。

　　如何让王元虎融入村里、安心养殖？高淑贞想到一招：让他在村里落户。她同王元虎一说，王元虎求之不得。高淑贞说：“你写个申请来。”

　　村两委会上，高淑贞读了王元虎的申请，征求大家的意见。叶恒德、马素利、徐绍霞等人都支持，也有几个人不同意，说让王元虎占便宜了，户口可以落下，但不能享受本村村民待遇。

　　高淑贞说：“现在到处都在抢人才，落户口、送住房、付高薪，政策很优惠。我们没啥资源，也没啥可优惠的，王元虎夫妻俩都是大学生，搞的是现代化养殖，养的是新品种，同大学密切合作，养殖需要大量玉米青饲料，还可以推动规模化种植。这就是人才啊。他们来落户，是咱村的荣幸。如果这么小家子气，怎么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二〇〇九年十月，王元虎全家正式落户三涧溪。有人逗他：“元虎，你们还走不？”

　　王元虎养的是黑猪新品种，出栏周期较长，短则十个月，长则十三个月，出栏前的难题接踵而至，每个关口都离不开钱。二〇一〇年下半年，养猪场已投资六百多万元，王元虎又来找高淑贞。

　　高淑贞想，若再找一般村民借，数额不大，涉及人多，将来万一还款困难，影响面太大，不如找经营大户。于是领着王元虎，来到柳立明家。

　　柳立明是烧窑能手，以前开过石灰窑，后来因污染环境，被强制关闭。拆窑过程中，曾与高淑贞发生过冲突。可谓不打不相识，其妻李凤菊与高淑贞反而成为好姐妹。柳家家底厚，夫妻俩豪爽，出手大方，一借就是十万元，回回不落空。

　　终于到出栏期。王元虎的黑猪，因饲养时间长，肉质口感很好，价格相对较高。他打不起广告，高淑贞就给认识的人打电话，帮他推销。别人逗趣：“你咋成卖肉的了？”

　　投资规模逐渐加大，到七百多万元的时候，猪已有一千多头，一天需开销一万多元。按他的梦想，生产一万头优质黑猪，占据生态健康的高端市场，这意味着养殖周期长、成本高。为此，二〇一一年，他与青岛一家上市企业合作，对方注入资金，压力暂时缓解，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在这年，不少高端消费品市场萎缩，合作方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为规避市场风险，决定放弃高端市场，改为“四月肥”生产模式。

　　分歧越来越大，二〇一三年，合作方决定撤资。王元虎不得不再次东借西凑，花三百多万元回购股份。为帮王元虎凑钱，高淑贞又拿出房产证，为他抵押贷款。

　　一路磕磕绊绊走来，王元虎的企业越做越大。从最初的生态养殖场，到济南源虎食品有限公司，集生态养殖、种植、产品直销于一体，在三涧溪村、文祖街道山区、湖南湘西州泸溪县宋家寨村建成三个养殖基地，后两个都是扶贫基地，通过产业带动，帮助两个贫困村各增收十八点三万元和六十万元，一百多家贫困户靠养猪脱贫。源虎公司总占地两千多亩，员工五十多人，年出栏黑猪五千余头，年销售收入两千余万元，成为济南市农业龙头企业，被列为济南市大学生村官创业实践基地、消费者最喜爱的农产品基地，央视二套、七套等媒体也介绍其养殖经验。

　　王元虎的荣誉伴随而来：济南市十六、十七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山东省乡村之星，山东省乡村好青年，二〇一五年度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在王元虎带动下，三涧溪村三十多名青年返乡创业。村党总支成立青年创业党支部，由王元虎任党支部书记。他组织村里一百二十多名青年党员、回乡大学生、复退军人，成立“绿涧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打造“绿涧农创园”田园综合体。

　　这年的1号文件，主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月八日，习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也要抓住机遇，围绕‘五个振兴’，顺势而上！”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高淑贞兴奋地说。

　　王元虎猪场旁边有一百亩耕地，已经流转到村集体，村两委打算对外招商，搞农业规模经营。办事处很支持，说可以列入乡村振兴规划。种啥好呢？有人说种甜瓜，有人说种西瓜，谈了几个项目，都不理想。高淑贞说，要种，就要种出品牌效应，具有示范作用。

　　这天，高淑贞来到源虎食品公司，打算让王元虎一起想想办法。王元虎正同一个年轻人热烈交谈，见高淑贞来，赶紧介绍：“这是薯立方的创始人宋章峰。”

　　“哈哈！是薯立方，烤地瓜的。”王元虎赞不绝口，“他有二百三十多名员工，总部在济南，是一家集绿色生态农业、加盟连锁、直营连锁、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在全国有两万零四百多家品牌连锁店，几乎覆盖所有省份呢！”

　　王元虎滔滔不绝介绍：宋章峰是菏泽成武人，二〇一一年大学毕业时，就在济南开了第一家地瓜坊，是“全国YBC青年创业之星”、“山东十大创业青年”。

　　宋章峰解释：“就是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是英文简称，是扶持创业的教育性公益项目。这是共青团中央、英国驻华大使馆等八家单位倡导成立的。”

　　王元虎继续介绍：“为了确保地瓜品质，章峰在种植基地同乡农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栽种、一起收获，带动文祖、官庄、宁家埠等街道的贫困村，发展了数百亩地瓜种植。”

　　高淑贞眼睛一亮，急切地问：“我们村有一百亩地，正在招商，你愿不愿来投资？”

　　高淑贞说：“单纯租赁土地，一年租金才三万元，村集体收益太低。咱们能不能合作，实现双赢？”

　　宋章峰回济南后，拟订一份合作方案：他出两百万元，村里出三百万元，双方合资建育苗基地。他每年付给村里两笔钱：一是十五万元土地使用费；二是在产生效益前，按三百万元的百分之四返还给村里，产生效益后再按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返还，如果有两季产量，可以协商增加返还额。

　　高淑贞一算，村里每年至少获利二十七万元，是单纯租地的九倍，还可以带动五千亩地瓜种植，由宋章峰包销。她觉得这个方案好，立刻向街道党工委汇报，党工委书记表态支持。于是，双方很快签订协议。

　　高淑贞原指望，搭乡村振兴顺风车，获得政府部门的补助。她拿着协议书，跑了好几个部门，答复都是：你们只有干成功后，才能以奖代补。

　　村里的这笔款多达五千多万元，存在章丘区财政指定账户上。每年七月底、十二月底，区里用其利息，按每年每亩一千二百元标准，给被征用土地的村民发放。

　　高淑贞在两委会上一说，大家已经尝过一次甜头，纷纷说：“这是好主意。钱越存越贬值，靠吃利息太不划算，不如盘活它！”

　　高淑贞兴冲冲跑到区国土局。国土局答复，这笔款只能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这是制度。

　　解除合同？不行！这意味着违约，会影响三涧溪的对外形象。再说，这是个好项目，不能轻易放弃。

　　高淑贞不甘心，跑到章丘农村信用社双山分社找到副主任郭元军，打听有没有向农村倾斜的优惠政策。

　　“都不行。”郭元军摇摇头，想了想，忽然眉头一挑，“对了，现在刚推出一个新产品，对你是最合适的。”

　　高淑贞扳着手指：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基层优秀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山东省担当作为好书记并荣立一等功、山东省优秀员、山东省优秀女村官、山东省道德模范、山东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第六届齐鲁巾帼十杰、山东省三八红旗手标兵……

　　“够了，够了！”郭元军笑了，“光是一个‘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就足够了！”

　　高淑贞沉吟良久。这个荣誉贷，是把双刃剑，押的是个人信誉，搞砸了名誉受损。何况，三百万元不是小数目，万一出了偏差，家庭难以承担。她说：“这么大一笔款，我不能一个人做主，要同家里人商量一下。”

　　高淑贞大女儿在北大读医学博士。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济南日报》当记者，平时住在济南，双休日回村陪母亲。赵云昌平时住章丘城里，双休日也回村里，给母女俩做饭。这个双休日，小女儿有事没回来，赵云昌下班到家后，却见妻子在厨房忙着，桌上摆着好几个菜，还摆着酒和酒杯。

　　赵云昌看了看墙上挂历：“不年不节的，咋喝起来了？你不是好久没沾了吗？”

　　坐下后，高淑贞一边殷勤倒酒，一边说些高兴的事。几杯酒落肚后，赵云昌脸色泛红，有说有笑。

　　高淑贞见时机已到，装作很随意的样子：“云昌，有件事，要同你商量一下。”

　　“啥事？”赵云昌放下酒杯，警觉起来，“有啥好事？有事也都是你做主。同我商量，别又是缺钱吧？”

　　“怪不得！”赵云昌恍然大悟，轻轻一拍桌子，“我说呢，今天这么殷勤，我差点儿上当了。”

　　“嘁！看把你嘚瑟的。”高淑贞白了他一眼，嘴巴不饶人，“我同你商量，是尊重你是一家之主。要不，我自己就拍板了。”

　　赵云昌一边听一边锁紧眉头：“我真服了你，这么喜欢折腾！把房产证当提款机了？押了一次又一次。为村里做事，我不反对，但也得量力而行。这个项目虽然好，也不是非做不可。不做，别人能怎么着你？做成了，村民未必领情，说不定又写举报信，说你谋私利了。万一搞砸了，我们就要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有谁会帮我们？我呢，从来不指望沾你的光。你呢，也别老是连累家里，把我搞得心神不宁。”

　　高淑贞静静听着，过了良久，看着丈夫，柔声说道：“你说得在理。这事儿，可做可不做，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吉凶未卜。可我是一村之主啊，总得为村里的长远发展考虑，不能因为一些人瞎叨叨就不做事。你别生气，你是我最亲的亲人，我遇到难处时，不靠着你，还能指望谁呢？”

　　高淑贞剥了一只虾，放在丈夫碗里，继续说：“虽然有些人误解我、中伤我，但我相信，绝大多数老百姓是理解我、支持我的，上级领导也是理解我、支持我的。今天我理了一下，发现有这么多的荣誉。这些荣誉，既是组织上对我的肯定，也是老百姓对我的信任。这是无价之宝，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就冲着这一大摞红本本，我也要好好工作。荣誉贷，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这本身就是一份荣誉。我能用这份荣誉为村里做点儿贡献，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响鼓不用重槌敲。妻子一番话，说到赵云昌心坎上。作为一名教师，他焉能不懂这些道理？他为刚才的态度羞愧，赶紧给妻子剥了两只虾：“你这么操心，辛苦了，多吃点儿。你说的，我都理解。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陪你走一趟！”

　　丈夫的举动让高淑贞心里暖暖的，她给丈夫斟了杯酒，慢声细语：“其实，我也不是一味蛮干。我打听过了，章丘有十三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济南和章丘按四六配套比例，扶持每个村一千万元，扶持方式是以奖代补。也就是说，如果一事无成，就一分没有；只要项目做成，资金不是问题。我搞荣誉贷，只是先垫资而已，没啥风险。当然了，如果项目半途而废，还是有风险的。”

　　赵云昌提了个问题：“三百万元不是小数目，每个月利息要一万多元呢。这笔开支，谁承担呢？”

　　“先扣我的工资。”高淑贞说，“宋章峰答应，先预支我五万元付利息，将来结算时再扣下，但需要让王元虎给我担保。”

　　赵云昌乐了：“你像老母鸡带小鸡一样，终于把元虎带大了，现在轮到他为你分忧了。”

　　赵云昌给两只酒杯斟上酒，端起来：“啥时去办手续？我请好假，陪你一起去。”

　　二〇一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二十余万军民欢聚一起，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阅兵仪式结束后，游行活动开始，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十万群众、七十组彩车，组成三十六个方阵，缓缓行进。每组彩车都蕴含鲜明主题，三十三号彩车是“从严治党”。彩车上，高淑贞作为基层党组织代表，昂首挺胸，精神焕发，挥舞着鲜花，纵情欢呼。此时此刻，她心潮澎湃，难以自已。

　　高淑贞深知，她很渺小，因为她只是十四亿分之一；她很自豪，因为她是九千万队伍中的一员；她很光荣，因为她从田埂走向。身处这样的环境，她忽然觉得，自己过往的一切委屈、烦恼、疲惫、痛苦，都如过眼烟云，微不足道；自己过往的一切追求、奋斗、勤勉、奉献，都物有所值、回馈巨大。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高淑贞扪心自问，“为我们敬爱的党，为我们伟大的国家，为父老乡亲们，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回到家乡不久，从北京传来喜讯：三涧溪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高淑贞深知这份荣誉的分量，这是全村父老乡亲自觉改造、华丽蜕变的结果。

　　二〇二〇年的春天又来了，高淑贞欣喜地发现，中央1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每年的1号文件一公布，她都要寻宝似的，逐字逐句细细咀嚼，从中寻找机遇。这次，她又拿着1号文件，从头到尾，一字不落，通读了一遍。第二十四条的几段话，让她眼睛一亮：

　　“将农业种植养殖配建的保鲜冷藏、晾晒存贮、农机库房、分拣包装、废弃物处理、管理看护房等辅助设施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根据生产实际合理确定辅助设施用地规模上限。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耕地。”

　　“开展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式节余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乡村产业项目。”

　　反复诵读这些话，高淑贞冒出新的想法。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在纸上又写又算，同村两委碰头商议后，又打了无数电话，最终敲定三个项目：

　　搭建三十套移动板房，建设“农产品不夜村”一条街，为下班族提供晚上购物便利；

　　利用乡村振兴示范村的优势，在区农业农村局支持下，开设线上“赋能平台”。

　　高淑贞“坐三望五”，继续酝酿下一步动作：利用旧村改造腾出的宅基地，建美食街，搞康养项目，发展民宿。

　　新冠肺炎疫情刚出现拐点，她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领着大家重温1号文件，畅谈新一年的打算，把大伙儿的心都扇热了。

　　接着，高淑贞循循善诱：“新世纪以来，这已是第十七个指导‘三农’的1号文件了，脱贫攻坚质量怎么样、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三农’成效。1号文件里，要求补上全面小康中的突出短板。大伙儿说说看，咱们村的短板在哪里呢？”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觉得，”高淑贞环顾四周，表情凝重，“同全面小康的标准相比，我们最突出的短板是，村民的文明素质、道德修养、思想境界还有很大差距。有的人，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集体的事不闻不问，光想着占集体便宜；有的人，过于看重自己利益，为了芝麻粒大的事，锱铢必较，勾心斗角，导致亲人反目、邻里成仇；有的人，只顾着小日子过得滋润，顾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对老人不关心、不孝顺，说话粗声恶语，给孩子带了很坏的头；有的人，把发家致富看成自己有本事，整天怨这怪那、牢骚满腹，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对国家、对社会没有一点儿感恩心，也不想想，我们这些高楼、道路，还有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哪项离得开党的好政策？哪项离得了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离开这些，我们一事无成。我们的祖辈、父辈，吃苦受累一辈子，为什么一生贫困？难道他们不勤劳、不下力？我们应该庆幸赶上了好时代。这些问题说明，我们虽然有车有房，口袋鼓起来了，衣服光鲜了，但脑袋还是瘪的，还没富起来；我们虽然住上宽敞明亮的高楼，但脑袋还蜗居在以前的低矮平房里。当年马世昆带领大伙儿脱贫致富，为什么后来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富裕村又变成贫困村？根子在于我们只注重‘富口袋’，不注重‘富脑袋’。如果村民的文明素质跟不上新时代，今天脱贫致富了，明天还会重新返贫……”

　　顿了顿，高淑贞语重心长：“所以，我们还没到松劲歇气的时候，乡村振兴的路，还很长很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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