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帝冷后近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围绕多项气候行动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和谈判，化石燃料争议始终是一项重点议题，国际能源署此前也提出“达到1.5度温控目标必须减少55%的化石燃料”的预测。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

　　李雅兰认为，能源转型需要兼顾经济性、安全性与清洁性，在其中不仅是“桥梁”，更是“稳定器”。无论是对化石能源的减排优化，还是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补充与协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仍需政策突破、技术创新以及全行业的协作。

　　她表示，具备系统调节能力的天然气是新能源发展的伙伴，在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储能技术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天然气还将有较长时间的发展潜力。中短期内，中国对于天然气的需求量还会有着持续的增长。

　　《21世纪》：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化石燃料产量需在2035年前减少55%。在这一背景下，你认为天然气行业能否在全球减排进程中找到平衡？

　　李雅兰：回顾历史，每一次能源转型都需要较长时间。从生物能源转向煤炭用了约七八十年，从煤炭过渡到油气又经历了五六十年，这些转型虽然能源品种不同，但仍属化石能源范畴。而当下的能源转型任务更加复杂，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对能源的依赖实际上是更强了，能源的不可或缺性也更高。

　　从比较近的时间来看，2013年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约为85%，尽管过去十年间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上投入巨大，但目前这一占比仍超过82%。这表明能源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稳步推进。

　　IEA的预测说化石能源要减少55%，可能对天然气是一个机会。化石能源之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性质实际上是不同的。天然气在燃烧之后的碳排放、甲烷排放都比油和煤要小很多。最近还提出一个新的温室气体——氧化亚氮，煤炭的氧化亚氮排放因子是天然气的15倍，而氧化亚氮是一种破坏力非常强的温室气体，在百年尺度内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0倍。作为化石能源中最清洁的品种，天然气可以与可再生能源形成互补，助力共同发展。

　　我们必须意识到，能源行业面临经济性、安全性、清洁性的“不可能三角”。天然气在全球能源转型中不仅是“桥梁”，更是“保障”，在确保能源供应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天然气行业也在尝试多种减排途径，使用天然气后，可以通过CCS、CCUS的方式，把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封存或者再利用，这样就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全球很多企业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一旦经济可行，现有的巨大天然气存量资产、基础设施等就可以继续使用，不会造成资产的巨大浪费。

　　《21世纪》：目前气候变化大会上讨论更多的还是如何应用清洁能源，你作为天然气行业的代表，参会的诉求是什么？

　　李雅兰：我们将重点阐述天然气行业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天然气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增强能源供应弹性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确定性作用。国际联盟（IGU）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相关决议，同时认为供应安全、价格可负担的能源与气候目标同等重要。

　　天然气由于自身的优势正在成为解决能源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解决方案。天然气因其灵活性，可以有效弥补可再生能源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不仅解决了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问题，还能更好地兼顾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

　　天然气行业的竞争对手不是可再生能源，而是技术。技术如果发展的快、发展的好，天然气的发展将受到一定抑制。

　　反之，如果储能技术没有取得突破，在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储能技术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天然气还将有较长时间的发展潜力。第一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目前还能使用200年以上；第二，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第三，技术足够成熟。

　　未来设定的很多能源结构转型目标，其实还有诸多不确定性，需要找到一个确定性的能源方案做保障和过渡，我觉得保留天然气这样一个确定性的能源品种，才更加符合可持续永续发展的概念。

　　《21世纪》：中国去年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3.9%，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过，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17.9%，你如何看待供给和消费两端的较大差距？

　　李雅兰：根本原因还是可再生能源本身存在的不连续性、不稳定性问题。装机容量虽大，但利用率受限，这是可再生能源特性决定的。

　　如果储能方面没有新的技术突破，问题可能很难解决。因为能源的需求侧是相对稳定的且可预测的，但是供给侧的可再生能源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产生供给波动。现有的储能技术里，比如利用水电储能可以解决短时问题，但是长期的、战略性的、季节性的储能需求，还是难以解决。目前推出的新型储能技术也还处在多条技术路线并进的阶段，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

　　相比之下，天然气具有强大的时、日、季节调节能力，是现阶段能源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目前各类电力储能规模对于整个能源系统的平衡来说微不足道。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越大，需要的储能规模就越大。如果大规模储能发展的不够快，就需要其他能源来帮助电力系统解决季节调节问题，天然气将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

　　从中国的情况看，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较低，而风电、光伏的利用小时数也相对较少。未来，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均有巨大发展空间。天然气不仅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补充，还能成为其发展的支撑力量。

　　《21世纪》：近两年俄乌冲突持续扰动着全世界的能源安全，你怎么看目前天然气行业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李雅兰：俄乌冲突后，中国对天然气安全的重视程度提升，但仍面临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问题，自身的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不够。尽管中国天然气储量位居全球前列，但勘探开发力度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政策与机制的限制，例如矿权过度集中于某几个企业手中开放矿权是将有助于提高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力度，增加天然气产量。

　　另外一方面是勘探资料不透明。美国能够实现页岩气革命的原因，一是投资主体特别多，二是勘探资料公开化。而中国现在的勘探资料不透明，社会多元主体难以进入勘探开发领域，不能更加有效的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也不能通过竞争激发创新活力。下游大大小小的燃气公司有3000多家，但上游只有少数几家，下游燃气公司气源选择的余地非常窄，在气价谈判中处于弱势，市场发展受困于“气源瓶颈”，这也难以有效的激发上游活力。

　　而且相比于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并不高，全球天然气的生产国也要多于石油生产国。按照中国的整体规划，到2030年全国天然气需求量大概是5000亿立方米的，2040年大概是6500亿立方米的规模。其实这两个规模都是按照一定的约束条件来设定的，而真正的需求可能还要更高，比如2023年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8.7%，全球平均水平是25%左右，如果中国的用气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也会比之前预测的6500亿要高得多。

　　长期以来，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特别是电力行业大力实施“煤改气”同样是中国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灵活、可调节电源，天然气发电是非常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