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总裁别宠我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7月12日闭幕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告涉华内容和推动“北约亚太化”的企图进行了严正批驳，向全世界揭露北约这个“冷战活化石”作为西方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马前卒，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在北大西洋的地理范围内拱火挑事了。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东扩的基础上，北约和相关国家领导人居然突发奇想，要致力于推动北约“亚太化”，极力拉拢日本和韩国下水，其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从“北约东扩”到“北约亚太化”，为了给这一系列波及区域稳定的不正义行径披上合法权威的外衣，北约的政客们不惜歪曲“二战史”，又一次祭起了表达虚无主义历史观的意识形态斗争利器：一家美国智库出版题为《重振民主兵工厂》的咨询报告，声称乌克兰危机对武器弹药的消耗体现了所谓“民主国家”军工产业的短板，要求美国重振兵工产业，强调了“民主国家”兴建大型军火库的必要性。

　　所谓“民主兵工厂”是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12月在对美国全国广播听众发布“炉边谈话”时提出的，其语境是动员号召美国朝野摒弃孤立主义，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姑息纳粹”。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发布一周后，其关于租借法案的动议在国会通过，人类史上最大的军工机器迅速开动起来，客观上为战胜法西斯提供了物质保证。

　　但时过境迁，北约和美国用同样的修辞手段把矛头对准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同时也是对阵营内部行动不够保持一致国家的警告。无独有偶，美国新锐地缘政治学者乔纳森·D.T.沃德在《决定性的十年：美国战胜中国的大战略》一书中赤裸裸地提出，要在包括经济、外交、军事与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建立“民主兵工厂”，在剑指中国的同时，危言耸听地强调这场国家竞争关乎美国存亡。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阿瑟·赫尔曼在其所著的《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中揭示：战场的背后是国家经济体系尤其是工业、制造业体系的较量，其中承担了军工任务的私营企业和企业家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赫尔曼这本书关于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是美国制造业定海神针的说法，早在70年代就被以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为代表的管理学家以扎实的研究进行过严厉批判。钱德勒指出，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经济的主要资源分配机制是“有形之手”即现代大公司的内部行政协调，而非那个被称为“无形之手”的市场协调。滥用“无形之手”，与其说是经济理论，不如说是为了宣扬原教旨市场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说是故意向后进国家传递错误的经济产业发展经验以“踢开梯子”。

　　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因为放松资本监管而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的弊病，其实恰恰是70年代以来泛滥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不能动辄归罪于他国“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至于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本质上无非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动了美西方“贱买贵卖”特权的奶酪。因此，在经济和企业管理理论上“民主兵工厂”难以自圆其说。

　　针对这种过时的经济理论，美国国内也暗流涌动。今年4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出人意料地对90年代作为“新自由主义黄金律”出现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全方位批驳，在承认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濒临破产的同时，提出要以“新华盛顿共识”替代旧版本。这一表态基本意味着美国新锐政客要在战略层面回归70年代以前的政治经济治国传统。

　　冷战结束以来，对于沉醉在美元“嚣张特权”带来的全球化财富横流迷梦中的美国精英而言，“民主兵工厂”曾一度被丢到脑后，甚至被娱乐化地加工为网络游戏的名称。现如今，美国为了一厢情愿地实现“再工业化”战略目标，又把这个词从故纸堆中翻了出来，丝毫不顾及美国自身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体系在供应链、人才链甚至教育链上存在的内部塌陷问题，其实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难以对盟友产生现实有效的号召力。

　　对于这一点，美国进攻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洞若观火：他在近年出版的新书《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愚蠢与短视，把国家军事机器当作使用“治安战”的手段来实现全球“战争套利”，在放任美军内部腐败无节制蔓延的同时，也给其地缘政治版图中的所谓“内新月边缘地带”的诸多国家即东欧、中东、中亚的人民带来无休止的战争灾难，把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中本来就不多的试图传播民主、促进和平的色彩变得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