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bishai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考古学与人类学教授蒂莫西·厄尔在《酋长如何掌权》这本书中，以其长期工作的丹麦、夏威夷、安第斯三大区域的史前考古材料为基础，详细讨论了在早期社会权力起源过程中，酋长如何获得权力以及这些不同的权力来源对相应的社会进化策略产生的可能影响。

　　《酋长如何掌权》，蒂莫西·厄尔著，张炼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

　　在下文中，《酋长如何掌权》的译者张炼与蒂莫西·厄尔围绕酋邦社会的权力来源与等级秩序、田野调查的经历与学术道路的脉络等话题展开了对谈。

　　张炼：在《酋长如何掌权》中，你认为物质基础对于酋长的权力稳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但一些民族志观察告诉我们，对于小规模社会，一些非直接生产性的知识，如天文、医药、神学、传统等，在权力与地位的构建过程中也有着重要作用。他们可以通过诸如演讲、教导、表演等的方式获取权力。如果我们超出酋邦社会本身，你认为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政治实体，以意识形态为权力根基，军事与经济因素为辅助呢？

　　蒂莫西·厄尔（下称厄尔）：这确实是我在《酋长如何掌权》中试图强调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主要的权力来源有以下三种：经济（生业生产与财富的流动）、军事（战士力量）、意识形态（宗教）。每个酋邦或国家都会依照历史情境以不同比例综合运用这些权力来源。意识形态当然能成为一种相当成功的获取权力的工具，但它们如何被创造并延续的呢？这便需要我们解决以下问题：谁创造了信仰？它们又如何使人信服？此处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准则需要通过仪式经济的工具得到物质化，正是仪式与象征物品使意识形态被剧烈地体现。许多酋邦和国家社会中都能发现大型纪念碑建筑，其修建很明显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调配，中国早期的社会演进同样如此。通过控制土地以获取强制劳动力，便可以此组织工作或收集宴飨所需食物，进而彰显相应的意识形态。通过贸易获得特殊材料以制作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则为控制意义系统的创造和使用提供了另一种手段。通过控制政治经济体系，精英阶层可以有效地控制仪式行为，并使其领导结构本身合法化。换句话说，意识形态需要通过物质的媒介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厄尔：这里面确实有故事可讲。我其实是意外地成为一个比较研究者的，关注了三个独立社会的演进历史。这是不常见的。当我还是个本科生时，我被汤姆·帕特森（Tom Paterson）邀请前往秘鲁发掘。与中国史前史一样，安第斯考古也极好地保存了大量惊人的遗存。那个夏天，我见到了许多纪念碑式建筑和保存完好的城市，并很快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当时的我立志成为终身的安第斯考古学家。当然，这样集中关注某个特定区域是比较标准的考古学家职业道路，因为获取单一区域的知识便需要高度的投入。当我去到密歇根大学时，我期望着继续我在安第斯的工作。但我在第一年选修了米歇尔·萨林斯的课。他当时正在找人对夏威夷的灌溉系统展开研究。这是因为在他关于波利尼西亚社会演进的论文答辩时受到了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批评。后者以其国家形成的功能主义“水利理论”闻名。萨林斯询问了他在密歇根的同事，是否有研究生对灌溉系统比较了解，并能和他一同在夏威夷开展研究。有人提到了我的名字，因为我的本科论文涉及了灌溉系统。萨林斯回复道，“我知道他，他选了我的课。”在他的课上，我有好几星期都一脸困惑地坐在前排，并偶尔发问。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同工作，这便是那种无法被拒绝的请求之一。

　　当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得到第一份工作时，我试图继续我的波利尼西亚研究，但当时的研究生项目里没有学生对太平洋地区感兴趣。因为安第斯研究有着很强的传统，有几个优秀的学生想要和我一起开展相关研究项目，我因此又回到了秘鲁。这次我们的工作关注高地地区，我之前在密歇根的老师杰弗里·帕森斯（Jeffrey Parsons）曾在这开展工作，但最近却放弃了一个项目。除了各种其他困难，主要原因是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被当地人认为是一名皮什塔科（pishtaco），安第斯传说中一种类似吸血鬼的生物。他的外貌刚好满足了刻板印象——又高又瘦的金发白人。好吧，其实我的外貌也满足这些特征。但我还年轻，因此无所畏惧，或许也可以说是还很天真。我继承了他的田野笔记与地图，并开展了一个新项目。我再次成为一名安第斯考古学家，就像一开始我所计划的那样，但现在我还拥有了一个可资对比的案例，原史时期的夏威夷。

　　安第斯和波利尼西亚的社会演进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拥有很高的人口密度、基于灌溉系统的生业经济，以及较少的贸易关系。当我使用这两个案例试图完成一本关于酋邦社会的对比研究时，我想要再加入一个与之不一样的案例。我利用了一次休假的机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了剑桥大学，试图与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交流。他对南英格兰威塞克斯酋邦的研究似乎能满足我的需要，因为该区域的人口密度很低，且贸易十分频繁。尽管是他邀请我前往剑桥的，但当我到达时，他刚刚接受了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院长一职，需要全身投入其中。我确实阅读了许多关于不列颠案例的材料，但更重要的是，我又被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所邀请，前往了三座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学做讲座。我过去就知晓了他关于酋邦的研究，并借此机会和他建立了友谊。他当时便询问了我是否有兴趣和他一起在丹麦曲半岛开展一项研究。尽管我由衷地心动了，但我遗憾地给了他否定的答案，“不，我只是一名安第斯考古学家”。

　　然而，就在短短一年之后，当我和同事们准备第三次前往秘鲁开展工作时，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则消息：秘鲁的叛乱组织光辉道路党（Sendero Luminoso）最近处决了一名年轻的美国人。随着新闻越来越详细，我得知这一杀戮的地点正位于曼塔罗谷地，也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地方。事实上，就在我们时常经过的一条路上。那名美国人和他的秘鲁同事被拽出他们的丰田越野车，强逼着跪下，从背后直接遭到射杀。我们随后又收到了当地地主的消息，他们被警告道，“如果美国人再次返回的话，我们便烧掉你的房子并把他们都杀光”。我现在仍然觉得那个被处决的美国人实际上是被错杀的，真正的目标可能是我们。这个项目因此被放弃了，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谷地。

　　在惊恐与悲伤之后，我又联系了克里斯蒂安，“你那在丹麦曲半岛的友善合作邀请是认真的吗？”他给予了我肯定，我们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合作。我获得了第三个对比案例，最终使《酋长如何掌权》得以诞生。我利用了我的政治经济学取向来分析社会权力，以了解这些在历史上相互独立、分化的演进道路，它们的人口密度或高或低，对贸易经济的依赖或有或无。

　　张炼：在你多年的田野经历里，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件与地方？不同地区的田野工作存在怎样的差异？

　　厄尔：在我所有的工作里，田野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与挑战，而每个案例又都充满了欢乐。尽管我最擅长的可能是构建自洽的理论模型，但我也十分享受在田野发掘中验证这些理论的过程。每个考古项目都是独特的，各自需要特定的田野方法以研究政治经济体系。我长年的田野经历带给了我这样的启示：（1）没有哪种技术是最好的，而只有最适合特定情况的；（2）研究者应当针对材料构建具体的理论框架，并发展出合适的方法来复原目标证据。发展考古方法的首要工作应当是找出所试图解决的具体问题。

　　厄尔：我的父亲曾在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担任英文语言学教授。我从小便十分敬佩他，并因此也想成为一名探索新知的学者。他曾教会我欣赏诗歌，尤其是其中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向往。他是一名业余的鸟类学家，并还教会了我研究、观赏鸟类。当我进入大学时，我最初盼望踏入的领域是用历史科学的视角来研究鸟类的进化，这个兴趣伴随了我的一生。然而，在哈佛时，我选修了一门极具启发性的考古学课程。授课的詹姆斯·迪茨（James Deetz）教授认为我对这一学科有着很强的感知力。我因此又选修了多门考古学课程，并被他邀请前往秘鲁参加了在海岸地带的一项重要发掘项目。那里有着相当丰厚惊人的考古遗存。我从此对这一学科着迷了，并在密歇根大学继续了我的研究生学习（1969-1973）。当时那里正开设着一项相当优秀的文化与考古学项目，着重强调社会演进。我的职业道路就此为我铺开。

　　张炼：在你求学与开始学术生涯的20世纪60-80年代，美国人类学系中的各个部门是如何相互协作的？我们知道今天的考古学愈发开始跟人类学外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建立联系，当时的情况如何呢？

　　厄尔：在密歇根大学，环境科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学术链接。我们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涉及文化生态学与社会演化，它们都有着自然科学的基础，我最初对于进化生物学的关注也与此存在关联。当研究人员们试图发展有效的田野方法来研究人类生业经济，并将之视为演化中的适应系统时，他们很自然地需要与植物学、动物学领域的学者合作。地质学与地理学同样与考古学有着紧密联系。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始于1973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系。当时那里便有了考古学与科技分析的重要链接，建立了最早的碳14实验室之一，同时还与地质学系合作展开了许多对于物质材料的分析项目。我门下的第一位研究生，约翰逊·埃里克森（Jonathon E. Ericson），便曾使用化学方法探究黑曜石的产地。通过运用这样的跨学科方法，我和他一同对史前经济与交换展开了研究，并最终以《史前史中的交换系统》（Exchange Systems in Prehistory）一书呈现了我们的成果，对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厄尔：对我影响最深的学者及其论著当数密歇根大学的两位顶尖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埃里克·伍尔夫（Eric Wolf）。萨林斯所开设的“经济人类学”课程帮助我建立了对与人类如何组织自身的基础性理解。他的重要著作《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便脱胎于这门课。我还曾选修伍尔夫的“拉丁美洲人类学”课程，其中展现了对于社会的非常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取向。他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或许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社会演化的最优秀的著作了。这两本书都是人类学领域当之无愧的经典。

　　《石器时代经济学》，马歇尔·萨林斯，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9年版。

　　张炼：你的著作同样展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影子，能否进一步分享你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对史前考古学意义的看法？

　　厄尔：埃里克·伍尔夫和马歇尔·萨林斯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我在夏威夷的田野工作受萨林斯指导。我借此检验了社会演进研究中最常被使用的功能主义理论，发现了它们的缺漏之处。反之，我基于酋邦体系中的财产关系，构建起了一个有关夏威夷社会演进的模型。在前者之中，平民被要求为酋长生产剩余财富，否则便无法获得灌溉系统的使用权。这一对酋邦社会控制的分析实际上近似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关系的一般分析，其中的理论预设来自安东尼奥·吉尔曼（Antonio Gilman），一位极善表达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他后来也成了我长期的研究对谈人。他和伊丽莎白·布鲁菲尔（Elizabeth Brumfiel） 一同帮助我改进了我的分析，并对《酋长如何掌权》的初稿提出了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张炼：你与近期去世的马歇尔·萨林斯教授着实有着很深的交往。他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从早前的新进化论及物质视角向微观文化政治现象的转变。作为他的学生，你对此有何心得？

　　厄尔：我恰好在萨林斯发生这一转向时接受他的教导。他的“经济人类学”课程清楚地展现了他思考的变化，他开始越来越关注短期的社会变迁。通过听他的课程，我完成了一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草案，旨在研究原史时期的夏威夷。我和他因此开始了密切的交流。他的卓越能力深深吸引了我，但他思想中的内在矛盾也似乎很明显。任何指出他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评论都会让马歇尔变得恼怒。他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并完全无法忍受任何学生找出他的错误。噢，他曾这么对我说，“你如果今后一辈子都投身考古工作，就或许能在某天看到只有我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从未做出回复，只是仍按照我从前的思路投入研究。我仍对我通过长时段分析得出的阐释感到自信。令我失望的是，他之后主动中止了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们再也没有沟通对话过。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与艾伦·詹森（Allen Johnson）合著的《人类社会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仍是一同献给他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埃里克·R.沃尔夫著，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8月。

　　张炼：萨林斯另一位著名的学生，同样在不久前去世的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他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于近期出版并引发热议的《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似乎显示了当代一些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演化结果的悲观看法，认为不平等与权力的出现是一件曾存在替代选项的憾事。类似的著作还有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作茧自缚》（Against the Grain），甚至可以追溯至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你对此潮流有何评论吗？你认为社会权力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吗？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利弊究竟孰大孰小？

　　厄尔：我必须承认，我对于《万物黎明》所受到的飞速认可、高度评价，以及公众对它的广泛兴趣都十分羡慕。我认为这本书里的许多部分都相当正确——对于社会复杂性的别样道路当然存在，人类有别样的方法组织自身，且因此人类的历史存在如何构建社会秩序的各种选择。《酋长如何掌权》不应被视为歌颂中央权力的。恰恰相反，它试图提出这样的质询，即人类为什么能够接受强力个体对他们命运（至少是部分）的控制。这真的无法避免吗？中央化权力的发生是有着高度可能性的，但其究竟是好是坏则要置于具体的历史状况下来审视。是的，我还能提出更多我认同的地方。但是，《万物黎明》使我感到不满的地方则在于它掩盖了历史现实与史前案例中的复杂性。权力是高度多样化的，但它必须被置于人类社会如何组织这一问题之中去理解。格雷伯和温格罗非常富有洞见与创造力。但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认为他们正如萨林斯那样，更加感兴趣于用优美的文字来论证某个观点，而不是严肃地评估它们的总体适用性。

　　张炼：你近来在中国台湾的工作取得了怎样的认识呢？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在此地展开田野工作呢？

　　厄尔：我在丹麦的工作展现了海上掠夺与贸易对于低密度酋邦社会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我以前便在太平洋地区工作过，该区域所展现的惊人的航海能力、移民、南岛语族人群间不断发展的贸易关系很早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基因与语言学的证据都显示，这些人群正是源自中国台湾的。我由此疑惑，基于海洋的关系在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金属时代早期酋邦社会的发展中是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我被台湾岛的考古机构邀请做月余的访问时，我了解到，该岛东西海岸的社会发展序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面向大陆的西海岸依靠肥沃而广阔的冲积平原取得了快速的人口增长。其中所显示的农业强度的增加与区域聚落等级的发展与许多农业酋邦社会相似。然而，东海岸却相当不同，其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农业用地更少，但也出现了明确显示内部社会地位分化的聚落，并以战士精英、玉器出口、更早的金属加工为特征。我从中发现，与丹麦相似的海洋财富来源模式同样解释了台湾岛两岸的社会发展差异。尽管距离很近，但重要的金属用具并不是直接来自大陆，而来自更遥远的东南亚诸国。这是因为，它们才是台湾东海岸群体开展贸易（以及劫掠活动）的主要对象。

　　张炼：除了对台湾的研究之外，你在《酋长如何掌权》译序中对中国主要史前社会的描述也相当精准。作为一名美国考古学家，你和你的同事们是如何了解中国考古学的？你们试图从中国的案例中获得什么？你的回答或许能帮助中国的考古学家更好地参与进全球学术共同体之内。

　　厄尔：大多数美国考古学家并不具有中文的表达及阅读能力，因此我们只能依靠相关的英文材料。当我还是本科生时，我便阅读了张光直先生的《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即便距该书第一版发行已过去了六十年，它无疑仍是考古学中的经典。在最近二十年里，一系列美国学者开始了与中国考古学家的合作项目，并在一些主要英文期刊中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这能被我和其他国际学者轻松获取到。我的建议是，让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该领域的研究之中，以为中国学术界引入更多元的理论与方法，并让外国学者了解到中国历史的丰富性，以及从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适宜方法论。最重要的是，共同成果的刊布最好能增加英文版本，以面向更广阔的读者。

　　张炼：你认为对于当代社会，考古学与史前史的意义何在？在学界之外，社会大众能从该领域的知识中获取到什么呢？

　　厄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考古学记载了世界史前史中社会文化发展的惊人多样性。从来没有任何单一的发展途径，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天生优越。我们可以识别出相当多在某一情况适用但其他情况下失效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些不同的组织方式又会在社会分层、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考古学同时还记载了人类的创造力。在社会挑战不断增加的当下，史前史可以帮助我们想象，甚至是达成一种和平稳定的生活，如果幸运的话。要谨记，历史是没有终点的。

　　厄尔：中国有着辉煌的考古历史，应该受到尊重和存留。这应该成为中国人民、政府，乃至整个世界所高度优先并投入努力的事项。通过目前的研究，中国各区域所展现的通往初兴社会复杂性的独特道路正在被所有关注历史的人所重视。人类社会如何发展至此？我们的历史如何是正确的？在某些情况下又如何是错误的？中国的史前史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回答之一。这些知识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